“故宮學”學歸何處

韓福東

去過兩次臺北故宮，過于匆匆，去之前未作案頭工作，參觀時也如走馬看花，現在頗覺遺憾；但展館內的肉型石和翠玉白菜等珍品卻是記憶深刻的。前幾日，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率團來北京故宮博物院“借寶”，兩岸故宮開啟首次高層互訪，借著這個因由，我也把鄭欣淼先生的《天府永藏》從頭到尾讀完。

故宮是中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號載體。它80余年的歷史，亦契合于整個時代的顛沛流離以及斗爭與和解這一永恒主題。對故宮的研究，也因此具有特殊意義。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2003年曾提出“故宮學”的概念。按他的定義，所謂“故宮學”，是以故宮及其豐富收藏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科學，研究內容主要包括紫禁城宮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宮廷歷史文化遺存、明清檔案、清宮典籍及故宮博物院歷史等六個方面。其實可以把這些化約為兩類：廣義的故宮文物及博物院的歷史。而《天府永藏》這本書，前四章講歷史，第五章說文物，第六章則主要是介紹故宮學了。

書中關于文物的部分，鄭欣淼分門別類做了解說，并將兩岸故宮作為互相比照的對象，讀后確實長知識不少。不過，大概是囿于資料的欠缺，有關臺北故宮的部分，敘述相對疏簡；而且，整體上也流于就文物說文物的層次，既無超越性發現，亦無深層次視角。如將“故宮學”作為人文科學的一門獨立學科，將其研究內容的六分之五，僅作擴充了的展覽式說明，顯然是不夠的。

至于博物院歷史部分，占了本書近一半的篇幅，卻也是粗枝大葉，僅有一具枯干的骨架在，未能賦予故宮血肉和生命。即便是骨架部分，亦顯支離破碎，缺乏基本的完整性呈現。

清宮舊藏顯然是故宮文物的主要來源，書中提及，北京故宮博物院85％的文物藏品屬于清宮所留，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的92％來自清宮。民國肇始，清帝遜位，當時南京臨時政府發布《清室優待條件》，允許清帝暫居宮禁，尊號不廢，待以各外國君主之禮，不唯私產受特別保護。清帝歲用400萬兩亦由民國政府撥發?！短旄啦亍酚诖苏Z焉不詳，但也承認彼時“皇宮里大量堆積的文物珍寶仍然由皇室和內務府占有”，但卻不知為何又將溥儀贈予溥杰或其他臣子文物的行為，稱為“監守自盜”。這樣的治史，未免過于缺乏歷史眼光，亦有對“政治不正確”的古人不厚道之嫌。

及至馮玉祥倒戈發動 “北京政變”，臨時執政府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即日將清室驅逐出宮，紫禁城辟為故宮博物院。之后事故頻發，如：故宮高層被段祺瑞政府通緝；“直魯聯軍”包圍故宮，迫令騰讓未果；清室謀求復宮及內閣秘密議決改組故宮……均是鮮活有趣且重要的故宮史實，在《天府永藏》中則僅以“由于北洋軍閥政府的內戰，政局的不穩與變化以及經費的困難，使創立初期的博物院遭遇了艱辛與挫折”一句，一筆帶過。

該書重點對抗戰前后部分故宮文物南遷西運及內戰末期之赴臺做了描述。文物赴臺后的保管、臺北故宮的建立等，和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充實與外撥，也一并詳加論說。有關故宮的歷史，到此即戛然而止，卻在最后之《故宮文物與故宮、故宮學》中，對前面未提及的故宮歷史做了部分補充，亦可見章節設計上存在一定錯亂。

雖然本書副題為 “兩岸故宮博物院藏品概述”，但鄭欣淼并未把該書僅限定為對兩岸文物藏品比較介紹的層次，顯然有借題發揮“故宮學”的意圖。不過從呈現的效果看，尚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舉例而言，因國共政治長期對峙，兩岸故宮被賦予各自承擔中華文化“正統”的重負，最明顯的例子是1961年在臺文物赴美展在兩岸激起的巨大漣漪。另外，作為辛亥革命和五四遺緒的“去傳統化”與文保理念的潛在沖突，在“文革”時期大面積爆發；而臺灣文化上“去中國化”的思潮，在臺北故宮上亦多有體現。此番兩岸故宮之攜手，亦是文化交流受制于政治情勢的表現。比起大而化之同時又殘斷的故宮歷史敘事，站在“故宮學”的高度來看這些反映故宮文化與政治的糾葛歷史，應該更有新意和內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