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之城與小民之市

　　近來個別城市中，因維持市面秩序而導致城管與小攤販的爭端又起，并不幸造成了生命財產損失，遂令城市功能定位與城市管理者角色的相關話題再度升溫。

在切入城市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究竟該如何相處這個正題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中國城市功能的變遷史。所謂城市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城”與“市”的糾纏史。在這里，管理者擁有權力的官家之城，與被管理者賴以謀生的小民之市，或和諧共榮，或沖突叢生，無不折射出其時其地社會政經勢力的起伏變遷。

因城而興市，因市而設城，自古皆然。有城無市則為枯城，有市無城則為流市。因此，城、市兩者，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它既是官家駐防之地，更是小民覓食之所。城與市的良性互動是一個城市興旺發達的關鍵所在，官家要靠從小民之市提取的稅收來供自己城防和日常行政所需，而小民則靠官家的庇護來獲取一個穩定的就業和交易空間。

在幾乎整個漫長的前現代時段，官家在城市里往往都滿足于維持最基本的治安和在城門口、橋頭收取象征性的稅收——對他們來說，田賦才是真正大頭的收入。因此，他們的身影很少出現于社區和街道中，那里的事務盡可以交由移居城市的鄉紳和商家大戶來協調管理，自治是其中的主旋律。在道盡中國古代城市富庶景象的 《清明上河圖》中，人們即便拿著放大鏡也很難發現警察和城管人員的身影，而這也并沒有令熙來攘往皆為利謀的萬千生民陷入混亂的漩渦。相反，人們在那流動的圖景中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種自發秩序下的勃勃生機。

在進入近代和現代進程以前，中國城市里的公共空間、商業空間和生活空間從來沒有呈現出涇渭分明的格局，更多時候是處于一種疊加混雜的狀態。前店后廠，居家門面兩不誤被視為天經地義之事，而一條條特色商業街也就這樣在沒有任何城市規劃的情形下茁壯成長起來。而其間公共空間、商業空間和生活空間的分割，在同業公會和社區賢達的籌劃之下，居然也呈現出一種井井有條的“無政府、有計劃”狀態。其時官家也無意于通過對“市”的掌控來體現自身的權威，而更多是通過某種程度的自我區隔來宣示官民之分際有別，無論是北京的紫禁城，還是成都的滿城，還是各地的官衙府邸，都彰顯著此一特色，至于此外的空間，則樂得讓“萬物霜天競自由”。

毋庸諱言，這種過分原始的社區自治之道，越來越難以應付近現代城市的運轉需求。急速擴張的城市，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打破社區各自為政的藩籬，以提供一體化的公共設施服務和秩序管理。此外，近現代大規模生產和交換的經濟形態的出現，也要求對公共空間、商業空間和生活空間進行重新區隔，城市分區規劃即由此應運而生。

然而，這種管理權的讓渡，是為了最大多數人福祉的實現，以及對市場自發區劃力量的確認和引導。它并不意味著對城市空間進行工廠車間式的規劃，更非要求城市居民都變成生產、交換與消費流水線上的工人。為每個個體規定固定的活動空間和范圍——這種情形似乎只在計劃原教旨主義的年代出現過，并已經被證明是一種失敗了的管理模式。

眼下，一些城市的管理者們如此汲汲于根除流動攤販和居民的“私搭亂建”，是出于對秩序的熱愛，還是源自于面對“無法駕馭”的活潑潑的社會生活而產生的恐懼，抑或是因為把城市的整潔面貌與官家的政績容顏過分掛鉤，人們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官員的心目中，一個充斥著高尚住宅小區、創業工業園區和高檔步行購物街區的城市，想必才是真正的未來之城?？上У氖?，如同只有泡在福爾馬林液中的軀體才能完全避免細菌的侵害一樣，一切正常的有機體總是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和瑕疵，而這些正是證明其生命存在的標志——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住在這樣一個了無生趣、充滿矯飾的窒息之城呢？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只有那些秉承“粗”規劃與“軟”管理精神的城市，才能永葆可持續發展的活力，才能讓其間的一個個個體流連忘返。在此共渡時艱的時刻，少一些生硬刻板的管制，多開放一些小民謀生的空間，方符合“不折騰”之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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