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提出了一個真正的問題

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以經濟危機方式呈現的挑戰，這還是第一次。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斷和評估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挑戰，在短期的意義上和在長期的意義上可能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對于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只有在此基礎上，立足長遠，面對眼前，才能對這場危機做出正確的應對措施。

在此提出短期和長期問題的意義，首先就在于，對于危機在短期意義上的嚴重性，以及在短期意義上應對的困難性，不能估計過分，尤其不能只顧眼前，而采取貽害長遠的應對措施。為此，有三個問題是需要做出準確判斷的。

第一，對危機本身的嚴重性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計。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無疑是顯而易見的，有人說是百年一遇，有人說是繼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后最嚴重的一次。這樣的形容也許都對，但盡管如此，這次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的程度，還是要恰如其分地判斷。其中最重要的，是危機的反向傳導過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惡性循環會不會出現。

我們知道，這次金融危機在美國是沿著 “次貸危機—金融危機—實體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的順序傳導的。在中國，則是直接發生在實體經濟的層面，并引發包括失業在內的種種社會問題。這都是一種正向的傳導過程。而且由于這次金融危機有一種波浪式推進的特點，這種正向傳導過程可能會多次發生。但就中國來說，只要反向傳導的過程不發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是有限的、溫和的。這里的反向傳導，最主要是兩個環節，一個是實體經濟危機向金融危機的反向傳導，即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導致銀行大量壞賬的出現，金融業不能正常運轉（尤其是房地產業）；另外一個環節就是社會危機、社會問題向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反向傳導，主要是失業和社會預期反過來影響實體經濟或金融體系的正常運作（這在歷史上都是由先例的）。無論是從中國經濟本身的情況來看，還是從中國政府采取的應對措施來看，上述的反向傳導過程都不太可能完整發生。

第二，對于失業問題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計。金融危機中的失業問題是發生在我國就業壓力本來就很大的背景下。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之下，許多中小企業的破產倒閉，一些企業的裁員等無疑會為這種狀況雪上加霜。因此，在中國應對的過程中，將就業問題放到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無疑是正確的。但對失業問題的估計還是要恰如其分。就目前情況而言，失業問題主要體現在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兩個群體上，由此引起的問題也是需要采取積極措施解決的。但盡管如此，其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可能沒有一些人想象或描述的那么可怕。一是因為大多數農民工還有承包的土地，二是因為大學畢業生中的大部分人還沒有結婚，失業對于他們來說只不過是成為新的啃老族或者是延續啃老的時間而已?？赡軉栴}最突出的，還是城市中已經有工作經歷而且又是已經成家的失業者。對于他們來說，失業即意味著最基本生存條件的喪失，有的還承擔著房貸等沉重的債務負擔。

第三，對于危機中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計。經濟危機中社會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因此，在歷史上發生的歷次經濟危機中，總會伴隨不同程度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甚至社會動蕩。危機中社會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無疑是必須正視的問題。但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另一個相反的傾向也會產生，即對社會矛盾的嚴重性產生夸大性誤判。我認為，在正視社會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的同時，也要看到，就總體而言，這次經濟危機引起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國際上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關調控措施開始發揮作用、經濟出現復蘇的時候，導致嚴重通貨膨脹的發生，這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可能會更為明顯。

目前存在一個傾向則是，對短期問題估計得很嚴重，而對長遠問題則沒有給予足夠重視。應當看到，中國盡管經歷了30年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也已經建立，但中國仍然是一個行政權力有著重要作用、政府掌握大量資源的國家，因此在短時期內集中大量的資源、集中應對某些問題，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正因為如此，許多人對今年保8的目標都抱著一種樂觀的預期。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挑戰應該是在長期的意義上。中國正在經歷的是一場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但又不同于美國金融危機的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實質上，中國的危機并不是國際金融危機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危機過程。中國發生的還不是金融危機，而是一種比較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即使沒有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引發，中國的這種生產過剩危機遲早也會發生?；镜脑?，我曾經反復強調過，這就是中國已經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而如果這時沒有相關的制度安排和結構條件，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幾乎可以說是這個時代必然的伴生現象。

意識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意味著：

首先，生產過剩危機將可能周期性發作，而且將會成為我們要不時應對的一個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用了差不多30年的時間才真正完成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其間要解決消費信貸、城市化、中產階層發育、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問題。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周期性生產過剩危機的不時爆發就是不可避免的。對于中國來說，這場危機實際上標志著一個經濟時代的結束，一個社會時代的結束。其實，這次金融危機也會導致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的根本性變化，從而對中國的發展方式產生根本性影響。從短期來看，西方發達國家進入經濟衰退期，需求萎縮，對中國的進口減少，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驅動力之一；從中期來看，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將會是一個明顯的趨勢，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可能要比過去幾年不利得多；從長遠來看，全球化過程可能要進入一個新的探索期，中國發展外部環境中的變數會明顯增加。因此我們不能把這場經濟危機看作是一個插曲，從現在起，我們需要用一種平常心來看待這種今后可能會不時發生的經濟危機。

其次，必須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句話：這場經濟危機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但如何理解這個機遇？目前國際上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度下降，趁機建立資源儲備是一個機會？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現空白，我們填補進去是一個機會？但我認為，最大的機遇，就是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之下，下決心進行社會變革，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那么，要轉變發展方式，究竟要轉變什么呢？有人認為，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就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但我認為，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是將發展轉到內需的基礎上來。內需問題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我國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因此，發展方式轉變需要的是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對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走出經濟危機的重要出路，就是社會變革、社會改造和社會進步。這種社會變革從眼前來說是創造形成內需的社會條件，從而成功應對這場經濟危機；從長遠來說，則是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為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奠定新的基礎。

再次，形成承受和應對經濟危機的制度化條件。為什么要提“承受”二字？有兩個原因：其一，前面已述，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可能是我們今后要不時面對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國也需要一場經濟危機，需要借助經濟危機的壓力和動力，把發展方式真正轉變過來。其二，從這次金融危機的情況看，我們承受經濟危機的制度化條件是很差的。為什么要保8，為什么只有8%這樣高的增長速度才能使一些問題不致于惡化？這說明我們這個社會是有問題的。應對經濟危機的含義之一，就是應當正視經濟危機的某些破壞性后果，該破產的就應當破產，該倒閉的就應當倒閉。但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承受這種沖擊和震蕩？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現在的相關制度安排是很脆弱的，我們的思維也是很脆弱的。我們現在需要有一個承受經濟危機震蕩的制度性條件，包括以社會保障制度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

而這，恐怕才是這場危機給我們提出來的一個真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