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輸贏結果并不重要，關鍵是參與國際交涉的過程”

歐陽曉紅

　　被烙上“受挫”標識的平安富通事件正在成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一個非典型樣本：特殊的金融危機背景，一波三折的國際較量。平安維權路上，充滿了不確性。

理論和近現代經濟發展歷史表明，但凡一國走向富強，必然要“走出去”。這樣，即使失敗，至少可以把經驗與教訓告訴后來者，使之避免彎路與曲折。

“先實踐后總結?！痹谥袊缈圃航鹑谘芯克芯繂T袁增霆看來，開弓便無回頭箭，不妨以一顆平常心，以大國自信的姿態去尋找最佳維權解決方案。

低端企業并購高端企業的困惑

經濟觀察報：拋開目前的金融危機“抄底”一說，有人認為中國貿易在經過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后，難以維系高速增長之際，恰是發展國際投資之時。正因為如此，近年出現了一系列企業跨境并購活動，包括平安投資富通事件。如何看目前中國企業并購話語權的現狀？

袁增霆：盡管與國際貿易相比，或與其他國家在美國的投資相比，中國企業在國際并購市場上的表現可以用“失語”一詞來總結，但并不意味著必須急功近利地走出去。

這種缺失只是一種表象，原因在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與企業的能力。顯而易見，話語權包括定價權缺失的結果可能是中國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乃至其他國際交往中的地位缺失。中國企業走出去并購常常會被當作后來者，而被人為地設置障礙，如以前中國移動收購巴基斯坦電信失利、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受到美國國會強力阻撓等案例。

不過，現在的情況發生了變化，目前并購環境正在逐漸變好，包括話語權問題，因為國際情勢較為混亂，而并購也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對于需要救助的國外企業而言，能夠被并購比沒有買家要強得多。金融危機日益惡化，而非緩解，此種情況下的并購與大環境相契合，符合多方利益。

正如此次危機對中國而言，主動性更多，這體現出一種大國經濟，顯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特殊地位，能夠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甚至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從而爭取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不妨用一種全球戰略性眼光去權衡交易過程中“進與退”的時機。

經濟觀察報：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存在哪些現實問題？

袁增霆：經濟理論上，在成熟的市場體系中，后來者總是會受到原來市場參與者的阻礙。像西方發達國家比較忌諱發展中國家，其過去制定的技術壁壘，不甘心在自身處于困境之時被后來者突破，仍會設置諸多人為的阻撓。

但是大趨勢下，對于處于弱勢、深陷泥潭的求助企業來說，生存是第一位。雖說存在各種障礙，但都不是主要原因，總體情況仍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并購。

其實，這也是過去幾十年第一次有這么好的機會，所以才會有近來頗為踴躍的并購活動。但現實情況是我們缺乏經驗。之前能源、原材料等行業的并購均由大公司發起，如中鋁、中石油等。這些并購也多有官方支持的背景，包括平安投資富通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況下，參與的官方往往因缺乏經驗而可能帶來一些責任漏洞。如政府做最后代理人，導致的多重代理關系通常會引起一些道德風險，最終引發并購的失敗或者低效率。但這些并非主要因素，最關鍵的還是投資方對并購文化的融合程度，對產業走勢的研究與判斷力。

經濟觀察報：我們該怎樣理解中國企業的實力與國際市場地位？

袁增霆：目前看起來比較被動，這與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有關，定價權中國還是主導地位的話，說明我國實力已經很雄厚了，畢竟現在從宏觀到微觀中國還是新興發展經濟體，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話語權是企業實力、國力、市場化經驗共同推動的結果。

此外，完成并購交易并不等于并購的成功。就管理技術而言，主動并購一個企業表明對企業的經營管理，特別是戰略方面應勝對方一籌，但我們恰恰沒有。從過去幾十年來看甚至更長時間來看，世界范圍內跨洲際的并購都鮮有成功者，其很大原因是社會文化背景，文化融合的難度很高。這也是低端企業并購高端企業難以避免的問題。

縱觀中國企業近期參與國際并購的失敗案例，一般是敗在自己所處的市場地位上。

大國經濟與政府邊界

經濟觀察報：平安富通事件從一開始就得到政府的支持，包括平安維權也上升至國家維權層面。如何看待國家的角色？

袁增霆：國家其實就是企業的代言人，反之，走出去的企業不光是企業個體，也代表國家，企業權益受損等于國家利益受到侵害。政府完全有理由亦應該站出來，幫助企業維護自身權益。

換一種思維，作為一個具有全球視野的、負責任的大國，理應參與國際事務，包括國際投資并購。一個大國在世界經濟中應發揮怎樣的地位與作用？現在，是時候思考與行動了。

不可否認，正因為有了國家宏觀戰略考慮，某些時候，可能會自上而下影響企業的決策。如在2007年，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政府鼓勵 “走出去”以便資本輸出，國內很多跨境大型投資，均是自上而下推動的，包括QDII的推出等。反觀這一時期走出去的企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策的影響。

經濟觀察報：怎樣處理好政策窗口指導與市場的矛盾？

袁增霆：這是個漸進的過程，目前還有很多企業沒有嘗試海外并購。在各方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無需大規模鼓勵并購，沒必要以一種粗放的方式去并購。并購的前提是先改善好并購環境再出去。

企業最了解真正的情況，政府能做的就是支持企業正確決策，創造好或者說改善并購環境——這可能比較合理，而沒必要因為并購時機好，就以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去推動并購，這樣做既不利于企業也不利于國家。

經濟觀察報：保監會認為平安富通的主要問題在于富通事件中三國政府的違約以及對方有?；镜墓局卫碓瓌t，即如何維護投資者權益的問題，你怎么看？

袁增霆：這是操作細節，很難發現它真正的問題，應該深入了解，包括從大環境去看。因為此類投資屬于公司的戰略性決策，必然有長期與宏觀的通盤考慮。處于特殊經濟時期，可能其中會存在很多不可抗拒因素，即使做了風險鎖定的安排或許也無濟于事。

不過，既然已經實踐——“走出去”了，重要的是先實踐后總結，目前階段是將維權進行到底，因為走出去的平安代表國家形象。受到各界關注的平安只是一個典型，也許輸贏結果并不重要，關鍵是參與國際交涉的過程，中國企業如何維護自身的權益，給后來者提供經驗與指引，避免走彎路。

同時，告訴世界你的存在與權益，你也是游戲規則的參與者，甚至制訂者。

“也許輸贏結果并不重要，關鍵是參與國際交涉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