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已是全球性議題
從“CSR在中國”到“中國的CSR”
經濟觀察報:你在企業社會責任(CSR)方面已經工作了十幾年的時間,能否談談當初你為何選擇將自己的主要職業生涯投入這個方面?
克拉默:我認為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 (BSR)的工作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為應對全球性的挑戰做出貢獻。我們的活動可以通過創新、提供工作和投資等方式來改善人們的生活,同時確保我們調理自然資源,關心愛護環境。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有趣、有益的工作。如果我們能讓全球經濟為全世界的60多億人服務,并保護好我們的自然資源,我們就會為子孫后代留下一個更好的世界。所以能從事這樣的工作,真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除了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之外,CSR還有其他方面的意義嗎?
克拉默:我認為CSR共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環境,例如氣候變化、水資源保護等等。第二是企業對人的待遇——無論是雇員還是其他受企業影響的人。第三是經濟發展。在中國向世界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四億中國人脫離了貧窮,而其中的很多人是拜商業活動之賜。所以商業活動是可以最大程度地促進減貧工作的。第四是透明與開放。在我們目前生活的這個世界上,互聯網和移動科技很發達,這意味著人人能看到公司的所作所為,因此公司在盡量地使自身更具透明性,因為他們想要維持公眾的信任,沒有這種信任,任何商業活動都是維持不下去的。
經濟觀察報:我們知道在西方國家,消費者組成了非常強大的公民組織,這些組織可以向公司施加強大的壓力,促使其改善在CSR方面的表現。但是中國在社會中間組織這方面還是比較欠缺的,你認為這是否構成一個劣勢,妨礙了中國公司CSR表現的改善?
克拉默:你說得對,但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例如,肯德基就由于食品安全方面的爭議而在中國遇到了很大的麻煩,因為中國消費者非常擔心肯德基提供的食品有害健康。所以說,雖然社會結構是不同的,但人們的愿望是相同的,人人都希望買到高質量的、安全的、價格公道的產品。我想隨著中國變得日益富裕,中國消費者會越來越多地提出來與歐美消費者類似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你們在西方國家和中國都有CSR方面的活動,從你的經驗來看,二者有何不同?比方說,當你們試圖推動中國公司強化其CSR表現時,會遇到什么特殊的困難或障礙?
克拉默:很長時間里我們談論“CSR在中國”,但現在我們談論“中國的CSR”。我從心底里認為,在過去兩三年時間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國公司對CSR的興趣變得濃厚多了。在很多年時間里,我們在中國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國公司認為CSR是一種貿易壁壘,會阻礙中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成功地競爭。但現在我們已經很少聽到這樣的聲音了。所以說,一個確曾存在過的障礙已經大體上消失了。我們現在常聽人說,CSR對中國公司與西方公司而言都是一樣的。不過這有時取決于你和什么樣的中國公司談。如果是和中國移動、海爾等日益國際化的中國公司談,它們與世界各地的競爭者面對的是同一個市場,所以它們對CSR的看法也會與國際通行看法趨向一致。但如果是和純粹本地性的、只在國內經營的中國公司談,它們就會較為注重本地社會、本地消費者的關切,那會是一種不同的情形??傮w上而言,現在中國比西方國家更注重促進經濟發展,所以我想人們會更加關心經濟發展是否與環保、社會進步保持一致的問題。我十分相信,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CSR狀況正在變得日趨相同。
經濟觀察報:你談到中國公司對CSR的興趣變得濃厚多了,這一改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克拉默:對于“走出去”的中國公司而言,公眾、投資者、消費者向它們提出的問題,與向西方公司提出的問題一樣,這是一個原因,就是你現在必須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第二個而且我覺得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政府的思維也改變了。中國政府已經發出了一些明確、毫不含糊的信號,強調CSR的意義。例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今年初發布指令說,CSR對于國有公司十分重要。第三個原因是,自加入WTO以來,中國公司已如此緊密地融入世界市場,因而其在世界上的貿易伙伴也在提出有關CSR的問題。最后一個原因是,就能源價格上漲、水供應、自然資源供應等問題而言,中國公司與別國公司面對的經濟態勢是相同的。所以在2008年,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已明白,有效地處理環境問題其實是獲取商業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
CSR的收益
經濟觀察報:你談到有公司認為CSR是一種貿易壁壘,現在這種看法少多了。但我們不時也會聽到這種聲音。的確,有時這種說法會是一種拒絕實施CSR的借口,但你覺得是不是在有些情況下,CSR確實會成為一種妨礙自由貿易的“綠色壁壘”呢?
克拉默:許多中國政府官員都認為——“十一五計劃”中也提到了——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在造成代價十分巨大的環境損失,例如民眾的健康受損、政府要提供更多的醫療服務、自然資源可能不足以繼續維持現有的發展與增長水平。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準備實施巨大的“南水北調”工程,這說明中國的水資源也許正在走向枯竭。我覺得和重視環境問題相比,無視環境問題對經濟增長造成的障礙要巨大得多。所以我覺得明智地處理環境問題符合中國的經濟利益,也對全世界的公司與國家有利。
經濟觀察報:我所指的具體情況是,有時西方公司在其消費者的強大壓力下,會對其產品的供應商進行一定的資格認證,而如果通不過這種認證的話,中國公司就會失去很多的業務,這也是它們最為擔心的問題之一,它們覺得這是一種壁壘。你對此如何看待?
克拉默:世界各地的消費者都想買到讓自己放心的產品,而對公司而言,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失去用戶的信任。如果有這種風險,那公司就應努力恢復這種信任。我認為這對中國公司是個大問題,因為中國占據全球制造業的重大份額。所以自然而然的是,維持這種信任,就是維持中國作為世界最大消費品生產國的地位。我想,與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國一樣,中國在這方面有強大的動力。去年美國人很關注玩具的安全,而一位大公司的CEO說的很貼切——制作玩具的不是國家,而是公司。所以公司必須確保它們是得到民眾信任的供應商。因為中國制造許多消費品,所以這個問題在中國就顯得尤為重要。你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舉措很迅速,因為它明白這種重要性。而且中國政府的行動也很有效,會關閉一些無法證明自己能以安全方式生產玩具的工廠。所以最終可以發現,西方公司、中國公司與中國政府有著相同的利益。我不覺得存在什么壁壘,這是各方共同努力來維持市場對產品的信任。
經濟觀察報:從我們的經驗來看,中國的私營公司背負著不少的負擔,例如稅收負擔、來自地方政府的壓力等,許多公司或許也會將CSR看作一種負擔。你對這個問題如何看待?
克拉默:從一般意義上說,如果CSR的舉措合理的話,那會是一個很好的投資。而在這方面公司所面臨的挑戰是,要根據本公司的戰略及所處的行業,找出CSR的哪個方面與自身緊密相關。如果一個公司能沿著這方向探尋,它將會發現,CSR是能帶來不少利益的。它不會增加成本,也不會影響到競爭局面,而且事實上會強化公司的競爭力。
經濟觀察報:對于這一點,能否談一些具體的、你們有親身經驗的例子?
克拉默:當然。我們與一家在中國西部經營的中外合資企業合作,它們開發一處也許是中國最大的煤礦。他們尋求我們的幫助,以制定一套如何與當地社群對話的方式方法。當地人的說法基本上是,如果這個煤礦的運作讓他們覺得不公正,他們就知道如何去切斷供電、供水。所以在這個案例上,CSR是個很好的投資,因為公司可以改善與當地社群的關系,從而避免煤礦的運營突然中斷。這是個很現實的例子,說明比較小的投資——比如培訓這個煤礦的管理者去與當地人良好地溝通——就有助于確保公司的運營一路順風。這說明CSR能帶來切實的收益。
經濟觀察報:這是一個公司與當地人合作的例子。你知道有一些勢力強大的中國公司會修建一些可能危害環境的項目,它們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人強烈抗議,它們仍然繼續動工修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么辦?
克拉默:我們可以將CSR定義為,做出平衡環境、社會與倫理考慮的決策。我認為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如果公司不能將這些因素合理地平衡,那么其經營就有遭受打斷的風險。就算它們有政府的支持,但如果當地民眾抗議強烈,就會造成短期或者長期性的問題,那時企業或政府所期望的投資收益也許就無法實現。所以我覺得一種符合現代精神的哲學是,要確保這些基礎設施或其他方面的投資確實考慮到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
嚴格執法
經濟觀察報:也有人持另一種看法,中國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在總體上仍是欠發達的窮國,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談論CSR、環保、節能生活方式等等是一種奢侈,因為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去做。你對此如何看?
克拉默:我覺得在民眾生活仍比較貧困的國家,提供就業機會是極為重要的。中國、越南、泰國、墨西哥都是很好的例子,說明出口型經濟給數以百萬計的人帶來了工作機會,收入也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這是極為重要的,而且應該繼續。但與此同時我也認為,在出口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各國的勞動法以及地方性的勞動法規都應得到良好的遵行。工人不必犧牲自己最基本的健康來獲得工作,這是個最起碼的原則。許多西方公司已為其在別國的產品供應商制定了行為準則。如果你看看這些準則,就會發現它們大都是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工廠是否遵守本地法律?在很多情況下,很不幸的是,工廠并未遵守本地法律。所以中國應當對勞動法與環境法的實施更加重視,而這也將是全世界所樂于看到的。我想中國最近制定新的 《勞動合同法》之舉,其實和全世界想到一塊去了。
經濟觀察報:對于《勞動合同法》,中國企業界有很多的批評,認為該法可能對于企業界過于嚴厲,有可能損害企業的競爭力,并造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你對此有何看法?
克拉默:現在要做出結論為時尚早。但如果一視同仁地執行這項法律,讓所有人在相同的基礎上,在改善產品、提高生產效率、提高勞動者士氣等方面展開競爭,而不是在規避勞動法方面明爭暗斗,我想會有良好的效果?,F在,這項法律的適用也許在許多情況下是不平等的,一些工廠、公司會嚴格遵守該法,而另一些則想鉆空子,這是個現實的問題。所以,如果政府能公允地執行該法,公司對其勞動力做有效而良好的管理,最終也許會給企業帶來良好的競爭優勢。
經濟觀察報:所以你認為這項法律本身對于改善工人的勞動保護是個進步?
克拉默:也許是吧。因為它提供了清晰的路徑,要求企業中的特定官員監管對勞動者的對待。所以它看起來應該是個進步。但在法律上總有這樣的問題:現實中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紙面上的規定。
經濟觀察報:據傳聞有不少的跨國企業正在因《勞動合同法》而考慮退出中國,你對此有何看法?
克拉默:中國長期以來都存在著巨大的工資壓力。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廣東等地,工資在提升。這個情況的部分原因是,制造業正在逐漸轉向更為精密、更具附加值的產品,比較簡單的制造業則會離開沿海地區,進入中國西部等內地。這對中國經濟、公司與工人都是很好的。這也意味著,以較低的工資為基礎的一些其他制造產業可能會轉向越南、孟加拉國等其他亞洲國家。但我認為這或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這對于中國未必是壞事,因為工人的工資提高了?
克拉默:從一個標準看,我們可以說工人工資提高得很快,那就是最低工資。比如在廣東,過去的十五年里最低工資提高了不少。這意味著對于同樣的工作,工人的收入提高了。這意味著出口產業不僅為工人提供聊以度日的收入,而是提供日益充裕的收入,尤其是在中國當前正在經歷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這是很重要的。經濟學上有比較充足的數據顯示,出口型制造業的持續發展會帶來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資。
不可一概而論
經濟觀察報:中國是個巨大的出口國。與德國、韓國、日本等其他出口國相比,中國出口企業的CSR表現是較好還是較差?
克拉默:我覺得這是很難一概而言的。我在美國和歐洲都生活過,那些國家大多比中國富裕,而人們有時也有一種先入之見,就是富國制造的產品要比窮國的產品更具社會責任。但我覺得不能做如此寬泛的認定。美國有一些企業工作條件很不好,而一些中國工廠則有世界一流的環境和最先進的制造設施。所以你會發現,最終幾乎所有地方都是既有一定的優點,又有一定的問題。很明顯,在過去15到20年間,也就是說自中國的出口開始繁榮以來,中國工廠的社會與環境表現有大幅度的改善。我想這個趨勢將會繼續。
經濟觀察報:正如你所說,CSR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議題。在中國有許多跨國公司,但也許這些公司的CSR形象或CSR表現有時還不如中國公司。例如沃爾瑪公司就因為對待員工惡劣而遭到抨擊。所以你覺得是不是在促進中國公司改善CSR的同時,也應對跨國公司提出同樣嚴格的標準?
克拉默:任何舉動過分的公司都會遇到嚴重的問題。在中國經營的西方公司當然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海外經營的中國公司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當日本公司開始走向國際化的時候也遇到了許多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公司會逐漸學習如何改善其行為。但如果泛泛地說中國公司的表現強于或弱于西方公司,都是不公允、不正確的,因為有的時候就算在同一個公司內部,也不能對CSR的情況一概而論,可能在一些方面表現很好,但另一些方面仍需很大改進。
經濟觀察報:一些學者認為,西方大公司正在將低端產品的生產過程“出口”到發展中國家,與此同時也將污染、對工人的傷害留在了發展中國家,而與此同時卻享受由此帶來的產品低廉的好處。你覺得這樣的問題存在嗎?
克拉默:全球經濟的規則仍在制訂過程之中。CSR之所以能從十五年前開始獲得如此強大的力量,恰好就和這一問題有關,即我們如何確保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上,公司的社會與環境行為符合人們的愿望。如果看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大工業企業,它們的經營只在美國,工廠的所有者、投資者、工人都住在同樣的社區,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而現在,這些企業很大,有規模龐大的全球供應鏈,因而CSR的核心哲學之一就是,現在這些業務遍及世界各個角落的公司也遵守我們認為重要的社會與環境準則。所以我覺得并非偶然的是,CSR運動取得如此強大的動力,恰好也是在全球貿易蓬勃發展的時期,二者是完全契合的。
經濟觀察報:在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方面,根據CSR的要求,我們是否也應該推廣這一理念,即公司不僅是為其股東而存在的,而且要為消費者、社區成員、環境等“利益相關者”而存在?
克拉默:忽視利益相關者的公司將無法給它們的股東帶來利潤。這的確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不關心雇員、當地社區、消費者等最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那么股東也將不會那么高興。我覺得,有時人們將股東利益與利益相關者利益之間的差異夸大了。但我不是說這二者沒有差異,尤其是在在公開資產市場上,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人們追求短期金錢收益,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因為許多十分重要的環境與社會投資都不會帶來季度收益,而是會在一年甚至更久的時間之后帶來收益。在這種情況下,只關注股東利益的確會帶來一些問題,這時就需要平衡利益相關者的考慮。
經濟觀察報:從你的經驗看,你覺得在中國推進CSR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克拉默:我認為一個挑戰是,中國公司應該有一種 “中國的CSR”的意識,認可這種理念,并以符合中國社會環境的方式予以有效的遵行。這方面已經有一定的進展了。第二個挑戰就是,中國公司要加入有關CSR未來的全球性討論,如果中國公司能認可、遵行在社會與環保方面的準則,那將是全世界樂意看到的事情。中國經濟對于世界是十分重要的。沒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就不可能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阿隆·克拉默(AronCramer),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BSR)總裁兼CEO??死蚊?P>國廣播公司記者,并曾在舊金山做律師,1995年加入BSR,2004年出任該組織總裁兼CEO??死瞄L企業CSR戰略、人權政策與實踐以及股東關系問題。作為國際知名CSR專家,他經常在商業論壇上發表演講,包括世界經濟論壇、聯合國會議等,其觀點常被《紐約時報》、《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國際主流媒體引用。BSR于1992年在美國舊金山成立,是第一家專門從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與項目開發的非盈利商務協會,目前約有250個跨國企業會員,在紐約、巴黎、慕尼黑、香港、廣州和北京設有辦公室。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已是全球性議題
劉波
369
2008-05-26
劉波
從“CSR在中國”到“中國的CSR”
經濟觀察報:你在企業社會責任(CSR)方面已經工作了十幾年的時間,能否談談當初你為何選擇將自己的主要職業生涯投入這個方面?
克拉默:我認為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 (BSR)的工作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為應對全球性的挑戰做出貢獻。我們的活動可以通過創新、提供工作和投資等方式來改善人們的生活,同時確保我們調理自然資源,關心愛護環境。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有趣、有益的工作。如果我們能讓全球經濟為全世界的60多億人服務,并保護好我們的自然資源,我們就會為子孫后代留下一個更好的世界。所以能從事這樣的工作,真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除了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之外,CSR還有其他方面的意義嗎?
克拉默:我認為CSR共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環境,例如氣候變化、水資源保護等等。第二是企業對人的待遇——無論是雇員還是其他受企業影響的人。第三是經濟發展。在中國向世界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四億中國人脫離了貧窮,而其中的很多人是拜商業活動之賜。所以商業活動是可以最大程度地促進減貧工作的。第四是透明與開放。在我們目前生活的這個世界上,互聯網和移動科技很發達,這意味著人人能看到公司的所作所為,因此公司在盡量地使自身更具透明性,因為他們想要維持公眾的信任,沒有這種信任,任何商業活動都是維持不下去的。
經濟觀察報:我們知道在西方國家,消費者組成了非常強大的公民組織,這些組織可以向公司施加強大的壓力,促使其改善在CSR方面的表現。但是中國在社會中間組織這方面還是比較欠缺的,你認為這是否構成一個劣勢,妨礙了中國公司CSR表現的改善?
克拉默:你說得對,但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例如,肯德基就由于食品安全方面的爭議而在中國遇到了很大的麻煩,因為中國消費者非常擔心肯德基提供的食品有害健康。所以說,雖然社會結構是不同的,但人們的愿望是相同的,人人都希望買到高質量的、安全的、價格公道的產品。我想隨著中國變得日益富裕,中國消費者會越來越多地提出來與歐美消費者類似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你們在西方國家和中國都有CSR方面的活動,從你的經驗來看,二者有何不同?比方說,當你們試圖推動中國公司強化其CSR表現時,會遇到什么特殊的困難或障礙?
克拉默:很長時間里我們談論“CSR在中國”,但現在我們談論“中國的CSR”。我從心底里認為,在過去兩三年時間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國公司對CSR的興趣變得濃厚多了。在很多年時間里,我們在中國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國公司認為CSR是一種貿易壁壘,會阻礙中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成功地競爭。但現在我們已經很少聽到這樣的聲音了。所以說,一個確曾存在過的障礙已經大體上消失了。我們現在常聽人說,CSR對中國公司與西方公司而言都是一樣的。不過這有時取決于你和什么樣的中國公司談。如果是和中國移動、海爾等日益國際化的中國公司談,它們與世界各地的競爭者面對的是同一個市場,所以它們對CSR的看法也會與國際通行看法趨向一致。但如果是和純粹本地性的、只在國內經營的中國公司談,它們就會較為注重本地社會、本地消費者的關切,那會是一種不同的情形??傮w上而言,現在中國比西方國家更注重促進經濟發展,所以我想人們會更加關心經濟發展是否與環保、社會進步保持一致的問題。我十分相信,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CSR狀況正在變得日趨相同。
經濟觀察報:你談到中國公司對CSR的興趣變得濃厚多了,這一改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克拉默:對于“走出去”的中國公司而言,公眾、投資者、消費者向它們提出的問題,與向西方公司提出的問題一樣,這是一個原因,就是你現在必須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第二個而且我覺得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政府的思維也改變了。中國政府已經發出了一些明確、毫不含糊的信號,強調CSR的意義。例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今年初發布指令說,CSR對于國有公司十分重要。第三個原因是,自加入WTO以來,中國公司已如此緊密地融入世界市場,因而其在世界上的貿易伙伴也在提出有關CSR的問題。最后一個原因是,就能源價格上漲、水供應、自然資源供應等問題而言,中國公司與別國公司面對的經濟態勢是相同的。所以在2008年,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已明白,有效地處理環境問題其實是獲取商業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
CSR的收益
經濟觀察報:你談到有公司認為CSR是一種貿易壁壘,現在這種看法少多了。但我們不時也會聽到這種聲音。的確,有時這種說法會是一種拒絕實施CSR的借口,但你覺得是不是在有些情況下,CSR確實會成為一種妨礙自由貿易的“綠色壁壘”呢?
克拉默:許多中國政府官員都認為——“十一五計劃”中也提到了——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在造成代價十分巨大的環境損失,例如民眾的健康受損、政府要提供更多的醫療服務、自然資源可能不足以繼續維持現有的發展與增長水平。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準備實施巨大的“南水北調”工程,這說明中國的水資源也許正在走向枯竭。我覺得和重視環境問題相比,無視環境問題對經濟增長造成的障礙要巨大得多。所以我覺得明智地處理環境問題符合中國的經濟利益,也對全世界的公司與國家有利。
經濟觀察報:我所指的具體情況是,有時西方公司在其消費者的強大壓力下,會對其產品的供應商進行一定的資格認證,而如果通不過這種認證的話,中國公司就會失去很多的業務,這也是它們最為擔心的問題之一,它們覺得這是一種壁壘。你對此如何看待?
克拉默:世界各地的消費者都想買到讓自己放心的產品,而對公司而言,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失去用戶的信任。如果有這種風險,那公司就應努力恢復這種信任。我認為這對中國公司是個大問題,因為中國占據全球制造業的重大份額。所以自然而然的是,維持這種信任,就是維持中國作為世界最大消費品生產國的地位。我想,與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國一樣,中國在這方面有強大的動力。去年美國人很關注玩具的安全,而一位大公司的CEO說的很貼切——制作玩具的不是國家,而是公司。所以公司必須確保它們是得到民眾信任的供應商。因為中國制造許多消費品,所以這個問題在中國就顯得尤為重要。你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舉措很迅速,因為它明白這種重要性。而且中國政府的行動也很有效,會關閉一些無法證明自己能以安全方式生產玩具的工廠。所以最終可以發現,西方公司、中國公司與中國政府有著相同的利益。我不覺得存在什么壁壘,這是各方共同努力來維持市場對產品的信任。
經濟觀察報:從我們的經驗來看,中國的私營公司背負著不少的負擔,例如稅收負擔、來自地方政府的壓力等,許多公司或許也會將CSR看作一種負擔。你對這個問題如何看待?
克拉默:從一般意義上說,如果CSR的舉措合理的話,那會是一個很好的投資。而在這方面公司所面臨的挑戰是,要根據本公司的戰略及所處的行業,找出CSR的哪個方面與自身緊密相關。如果一個公司能沿著這方向探尋,它將會發現,CSR是能帶來不少利益的。它不會增加成本,也不會影響到競爭局面,而且事實上會強化公司的競爭力。
經濟觀察報:對于這一點,能否談一些具體的、你們有親身經驗的例子?
克拉默:當然。我們與一家在中國西部經營的中外合資企業合作,它們開發一處也許是中國最大的煤礦。他們尋求我們的幫助,以制定一套如何與當地社群對話的方式方法。當地人的說法基本上是,如果這個煤礦的運作讓他們覺得不公正,他們就知道如何去切斷供電、供水。所以在這個案例上,CSR是個很好的投資,因為公司可以改善與當地社群的關系,從而避免煤礦的運營突然中斷。這是個很現實的例子,說明比較小的投資——比如培訓這個煤礦的管理者去與當地人良好地溝通——就有助于確保公司的運營一路順風。這說明CSR能帶來切實的收益。
經濟觀察報:這是一個公司與當地人合作的例子。你知道有一些勢力強大的中國公司會修建一些可能危害環境的項目,它們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人強烈抗議,它們仍然繼續動工修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么辦?
克拉默:我們可以將CSR定義為,做出平衡環境、社會與倫理考慮的決策。我認為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如果公司不能將這些因素合理地平衡,那么其經營就有遭受打斷的風險。就算它們有政府的支持,但如果當地民眾抗議強烈,就會造成短期或者長期性的問題,那時企業或政府所期望的投資收益也許就無法實現。所以我覺得一種符合現代精神的哲學是,要確保這些基礎設施或其他方面的投資確實考慮到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
嚴格執法
經濟觀察報:也有人持另一種看法,中國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在總體上仍是欠發達的窮國,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談論CSR、環保、節能生活方式等等是一種奢侈,因為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去做。你對此如何看?
克拉默:我覺得在民眾生活仍比較貧困的國家,提供就業機會是極為重要的。中國、越南、泰國、墨西哥都是很好的例子,說明出口型經濟給數以百萬計的人帶來了工作機會,收入也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這是極為重要的,而且應該繼續。但與此同時我也認為,在出口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各國的勞動法以及地方性的勞動法規都應得到良好的遵行。工人不必犧牲自己最基本的健康來獲得工作,這是個最起碼的原則。許多西方公司已為其在別國的產品供應商制定了行為準則。如果你看看這些準則,就會發現它們大都是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工廠是否遵守本地法律?在很多情況下,很不幸的是,工廠并未遵守本地法律。所以中國應當對勞動法與環境法的實施更加重視,而這也將是全世界所樂于看到的。我想中國最近制定新的 《勞動合同法》之舉,其實和全世界想到一塊去了。
經濟觀察報:對于《勞動合同法》,中國企業界有很多的批評,認為該法可能對于企業界過于嚴厲,有可能損害企業的競爭力,并造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你對此有何看法?
克拉默:現在要做出結論為時尚早。但如果一視同仁地執行這項法律,讓所有人在相同的基礎上,在改善產品、提高生產效率、提高勞動者士氣等方面展開競爭,而不是在規避勞動法方面明爭暗斗,我想會有良好的效果?,F在,這項法律的適用也許在許多情況下是不平等的,一些工廠、公司會嚴格遵守該法,而另一些則想鉆空子,這是個現實的問題。所以,如果政府能公允地執行該法,公司對其勞動力做有效而良好的管理,最終也許會給企業帶來良好的競爭優勢。
經濟觀察報:所以你認為這項法律本身對于改善工人的勞動保護是個進步?
克拉默:也許是吧。因為它提供了清晰的路徑,要求企業中的特定官員監管對勞動者的對待。所以它看起來應該是個進步。但在法律上總有這樣的問題:現實中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紙面上的規定。
經濟觀察報:據傳聞有不少的跨國企業正在因《勞動合同法》而考慮退出中國,你對此有何看法?
克拉默:中國長期以來都存在著巨大的工資壓力。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廣東等地,工資在提升。這個情況的部分原因是,制造業正在逐漸轉向更為精密、更具附加值的產品,比較簡單的制造業則會離開沿海地區,進入中國西部等內地。這對中國經濟、公司與工人都是很好的。這也意味著,以較低的工資為基礎的一些其他制造產業可能會轉向越南、孟加拉國等其他亞洲國家。但我認為這或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這對于中國未必是壞事,因為工人的工資提高了?
克拉默:從一個標準看,我們可以說工人工資提高得很快,那就是最低工資。比如在廣東,過去的十五年里最低工資提高了不少。這意味著對于同樣的工作,工人的收入提高了。這意味著出口產業不僅為工人提供聊以度日的收入,而是提供日益充裕的收入,尤其是在中國當前正在經歷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這是很重要的。經濟學上有比較充足的數據顯示,出口型制造業的持續發展會帶來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資。
不可一概而論
經濟觀察報:中國是個巨大的出口國。與德國、韓國、日本等其他出口國相比,中國出口企業的CSR表現是較好還是較差?
克拉默:我覺得這是很難一概而言的。我在美國和歐洲都生活過,那些國家大多比中國富裕,而人們有時也有一種先入之見,就是富國制造的產品要比窮國的產品更具社會責任。但我覺得不能做如此寬泛的認定。美國有一些企業工作條件很不好,而一些中國工廠則有世界一流的環境和最先進的制造設施。所以你會發現,最終幾乎所有地方都是既有一定的優點,又有一定的問題。很明顯,在過去15到20年間,也就是說自中國的出口開始繁榮以來,中國工廠的社會與環境表現有大幅度的改善。我想這個趨勢將會繼續。
經濟觀察報:正如你所說,CSR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議題。在中國有許多跨國公司,但也許這些公司的CSR形象或CSR表現有時還不如中國公司。例如沃爾瑪公司就因為對待員工惡劣而遭到抨擊。所以你覺得是不是在促進中國公司改善CSR的同時,也應對跨國公司提出同樣嚴格的標準?
克拉默:任何舉動過分的公司都會遇到嚴重的問題。在中國經營的西方公司當然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海外經營的中國公司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當日本公司開始走向國際化的時候也遇到了許多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公司會逐漸學習如何改善其行為。但如果泛泛地說中國公司的表現強于或弱于西方公司,都是不公允、不正確的,因為有的時候就算在同一個公司內部,也不能對CSR的情況一概而論,可能在一些方面表現很好,但另一些方面仍需很大改進。
經濟觀察報:一些學者認為,西方大公司正在將低端產品的生產過程“出口”到發展中國家,與此同時也將污染、對工人的傷害留在了發展中國家,而與此同時卻享受由此帶來的產品低廉的好處。你覺得這樣的問題存在嗎?
克拉默:全球經濟的規則仍在制訂過程之中。CSR之所以能從十五年前開始獲得如此強大的力量,恰好就和這一問題有關,即我們如何確保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上,公司的社會與環境行為符合人們的愿望。如果看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大工業企業,它們的經營只在美國,工廠的所有者、投資者、工人都住在同樣的社區,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而現在,這些企業很大,有規模龐大的全球供應鏈,因而CSR的核心哲學之一就是,現在這些業務遍及世界各個角落的公司也遵守我們認為重要的社會與環境準則。所以我覺得并非偶然的是,CSR運動取得如此強大的動力,恰好也是在全球貿易蓬勃發展的時期,二者是完全契合的。
經濟觀察報:在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方面,根據CSR的要求,我們是否也應該推廣這一理念,即公司不僅是為其股東而存在的,而且要為消費者、社區成員、環境等“利益相關者”而存在?
克拉默:忽視利益相關者的公司將無法給它們的股東帶來利潤。這的確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不關心雇員、當地社區、消費者等最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那么股東也將不會那么高興。我覺得,有時人們將股東利益與利益相關者利益之間的差異夸大了。但我不是說這二者沒有差異,尤其是在在公開資產市場上,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人們追求短期金錢收益,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因為許多十分重要的環境與社會投資都不會帶來季度收益,而是會在一年甚至更久的時間之后帶來收益。在這種情況下,只關注股東利益的確會帶來一些問題,這時就需要平衡利益相關者的考慮。
經濟觀察報:從你的經驗看,你覺得在中國推進CSR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克拉默:我認為一個挑戰是,中國公司應該有一種 “中國的CSR”的意識,認可這種理念,并以符合中國社會環境的方式予以有效的遵行。這方面已經有一定的進展了。第二個挑戰就是,中國公司要加入有關CSR未來的全球性討論,如果中國公司能認可、遵行在社會與環保方面的準則,那將是全世界樂意看到的事情。中國經濟對于世界是十分重要的。沒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就不可能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阿隆·克拉默(AronCramer),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BSR)總裁兼CEO??死蚊?P>國廣播公司記者,并曾在舊金山做律師,1995年加入BSR,2004年出任該組織總裁兼CEO??死瞄L企業CSR戰略、人權政策與實踐以及股東關系問題。作為國際知名CSR專家,他經常在商業論壇上發表演講,包括世界經濟論壇、聯合國會議等,其觀點常被《紐約時報》、《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國際主流媒體引用。BSR于1992年在美國舊金山成立,是第一家專門從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與項目開發的非盈利商務協會,目前約有250個跨國企業會員,在紐約、巴黎、慕尼黑、香港、廣州和北京設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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