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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郎咸平其人其作，是個兩難問題。一方面，郎咸平在公司治理研究中擁有極高的專業水準，在與顧雛軍、趙勇的爭論中顯示出了過人的眼光與膽識，將兩人的操作方法揭露得一覽無遺；另一方面，他近年來到處巡講，一遍又一遍發出“盛世危言”，在贏得大量擁躉的同時也引發了各方爭議。 

與此同時，郎咸平每年都出好幾本書，每本書都有幾萬冊的穩定銷量。在圖書銷售市場上，郎咸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品牌，只要有新作推出，大都能登上圖書銷售排行榜前列。這一點，還沒有任何一位其他中國經濟學家可與之相媲美。 

郎咸平今年出版的新書《產業鏈陰謀Ⅲ》、《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Ⅱ》（均由東方出版社出版）同樣如此。他在書中對于一些具體經濟案例的分析讓人觸目驚心，讀者對于導致這些經濟案例的各級政府官員的痛恨會隨著郎咸平的描述油然而生。 

如何看待郎咸平對各種經濟危機的警告？郎咸平對于經濟問題的言說方式和路徑，是否存在問題？在郎咸平的言說中，有哪些根本與核心問題被他回避和屏蔽掉了？“新帝國主義”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還是郎咸平的夸大其詞？ 

危言聳聽的“新帝國主義” 

在《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Ⅱ》中，郎咸平重拾列寧對資本主義經濟特征的描述，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 

在1917年出版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列寧認為，“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绷袑幹赋?，當時的帝國主義有如下的經濟特征：(1)在生產和資本集中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壟斷統治，是它的基本特征；(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溶合為一，形成金融資本，并在此基礎上產生金融寡頭；(3)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業已形成；(5)最大資本主義列強已把世界領土分割完畢。 

在《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序言中，郎咸平用自己的材料，對列寧所列舉的帝國主義五大經濟特點進行了“論證”并指出，“帝國主義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而是借尸還魂，以我們不知道的面目再度出現了?！?nbsp;

按照郎咸平的說法，新書取名“新帝國主義在中國”，“并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為了激起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而是要警示國人，尤其是政府部門和民族企業，徹底丟掉幻想，在認清帝國主義新本質的前提下，與之進行有效的競爭和合作!在當下的全球性時代，力爭成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們的理性應對之道?！?nbsp;

郎咸平在《郎咸平說: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Ⅱ》中所列舉的案例分析足以讓人義憤填膺：一方面痛心疾首于政府政策的失誤以及談判代表的顢頇無能，一方面又仇視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中國予取予奪。 

作者重點分析了“力拓間諜門”、“匯源收購案”和“四大糧商”發動的糧食戰爭等，試圖解釋這些經濟現象背后的真內幕。不管是輪胎特保案這樣的國際貿易糾紛，還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的一系列并購動作，都是西方國家戰略在起作用，是“新帝國主義”盤旋在我們的上空。 

郎咸平認為，國內的水價、油價、糧價變動的背后，是外國資本和國家機器之間嫻熟而默契地配合。驅之不散的“新帝國主義”陰云籠罩的不只是我們的幾個民族企業、幾個典型案例，而是中國整體經濟的未來之路。在郎咸平針對新書的演講中，他以“最可怕就是我們對危機的無知”為題，一再警告“危機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我們對危機低估甚至無知?！?nbsp;

在引用列寧對帝國主義描述的同時，郎咸平顯然有意忽視了列寧發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時的世界局勢及其時代背景。在列寧發表這篇文章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英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帝國與塞爾維亞等組成的協約國，與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等同盟國交戰。俄國本身為農奴制的經濟體系，經不起東線持續的戰事，國內經濟崩潰，工廠倒閉，失業率驟增，軍火補給極度困難，士兵極度厭戰。1916年冬，俄國內部各種矛盾加劇，首都莫斯科的罷工人數更達至百萬人以上，結果在1917年3月(俄歷2月) 爆發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但新組成的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仍然繼續戰爭，但又再被德奧聯軍擊敗。在1917年11月(俄歷10月)，俄國工人及農民在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列寧領導了，發動了一場武裝起義，推翻了臨時政府的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史稱“十月革命”。列寧其后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并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 

顯然，列寧在當時對帝國主義的描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著直接的聯系。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大的原因，恰恰是當時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利益爭奪而引起。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以及與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相對峙，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崩潰之后，資本主義本身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資本主義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利益之爭，已經和列寧的時代有了天壤之別。連當下的俄羅斯，都早已拋棄了列寧主義延續下來的意識形態及其強烈的對抗性話語，世界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更多的是通過規則與談判等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戰爭和“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勢不兩立。 

不難看出，在郎咸平引用列寧著作，對“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分析中，充滿了冷戰時期對美國進行“意識形態化”描摹和對抗意味。在這種單級思維之下，美國政府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都對中國充滿了敵意，以完全徹底的損害中國為手段謀求自己的利益和霸權。 

顯然，郎咸平的言論既罔顧歷史事實，又刻意曲解當下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現狀，將以契約為主要方式締結的經濟關系進行意識形態化的歪曲。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中國與美國及西方各國的關系頗為復雜，雙方既有相同的利益訴求，也有分歧所在。在相同的利益訴求中，雙方必須通過合作來達到雙贏；在分歧的地方，則必須視實際情形進行溝通和交涉。 

此外，美國的憲政體系決定了其權力運作的相對復雜，決非某一個政治人物，或某一個利益集團以一己之私就能忽視其他不同意見，為所欲為。美國當然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它不可能完全以掠奪和欺壓別國來實現自身的發展。更不必說，在其主導的陣營之內，包括英國、法國等在內的國家本身也與美國發生著經濟摩擦。 

一個基本的常識是，對中國而言，美國不是天使。但是，像郎咸平這樣把美國看作魔鬼也有失公允。對美國進行“妖魔化化”的描述固然簡單，但顯然與事實不符。郎咸平重拾早就被拋棄的對抗、沖突、冷戰的單一性思維，夸大中國與外國矛盾的一面，忽視了當今世界和平和發展的主要潮流。 

如果事實真的像郎咸平所說，“帝國主義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那么豈不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人一直在被帝國主義所奴役和蹂躪？如果帝國主義在中國予取予奪，中國30年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高增長又是如何產生的？如果要避免被帝國主義欺負，我們是否應當回到改革開放以前閉關鎖國的狀態？ 

郎咸平所謂的“新帝國主義在中國”只是其生造的一個概念，它既不能準確描述外資與中國經濟之間的關系，也不能為我們理解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的關系提供幫助。它只是郎咸平用經濟學的嗚嗚祖拉吹出的強勁噪音，為讀者制造觀念污染。 

事實與結論的背離 

在和平發展的年代，利益之爭是國家關系中最常見的現象?！独上唐秸f:新帝國主義在中國Ⅰ》第一部分，郎咸平將輪胎特保案中國首席談判代表徐文英，蘭州市政府首席水務談判代表，以及中國鐵礦石首席談判代表比作“現代琦善”。眾所周知，琦善就是鴉片戰爭發生后，和英國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欽差大臣。 

從郎咸平的個案研究和分析來看，這三位談判代表被稱作“現代琦善”并不能算冤枉。徐文英在輪胎特保案對起訴自己的對手的背景、原因，以及國際貿易的知識，美國的法律了解甚少，在談判策略的制定和操作上更是進退失據，窮于應付，最后導致輪胎特保案徹底失敗。不僅如此，還引發了一連串的貿易大戰，讓中國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而蘭州市政府連事關百姓生活的水務都敢賣掉，而且被法國威立雅公司所算計，導致全國水價上漲。2008年第四季度的鐵礦石談判，中國鋼協的首席談判代表對于力拓的降價不滿，認為應該得到更低降價，賭氣不談。最終，讓國家損失了幾千億。 

這些事實都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在融入國際經濟秩序時所面對問題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在郎咸平分析的這些案例中顯示，我們的談判代表，以及從事國際貿易的工作人員，無論是對貿易國家政治體制、社會，經濟體制，文化等方面的了解，都遠遠不能承擔貿易糾紛的重任。這不僅體現為知識上的不足，對西方國家經濟體制和法律運行機制的懵懂，更是對法治國家“國情”的懵懂，對各種規則理解的膚淺。在對規則本身還沒有真正理解和吃透的情況下，妄談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只能是一廂情愿和癡人說夢。 

但同時，郎咸平所陳述的案例與他所得出的結論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背離。三個案例中，中國無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是，其主要責任在于三位談判代表，以及委派三位談判代表的決策者（政府）。一個優秀的談判代表，除了“知己”之外，更要“知彼”。對于對手所在國的國情、法律、文化，以及對方公司的背景，經歷，利益訴求，商業聲譽，盈利模式，商業手法，對方代表的個人經歷，知識背景，性格、偏好、生活習慣等各個方面有了詳盡的了解，同時具備相應的談判技巧和才能，以及出色的表達、交際能力，才能盡可能為己方謀得合理的利益。 

而從郎咸平所描述的情況來看，三位“現代琦善”顯然并不具備這樣的素質，失誤的恰恰是中國的談判代表。選派這樣的談判代表，決策者顯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奇怪的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失誤，郎咸平悉數歸罪于外國人?？梢韵胍?，既是商業行為，外商理所當然想牟利。中國商人走出國門，不也是同樣的動機嗎？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難道郎咸平是想讓外商發揚國際主義精神，舍利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