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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社會進入到泛娛樂時代之后，浮躁之風彌漫于社會各個層面，連一向被認為寧靜的學界，也不例外，“量為先、質為次”的學風，也成為社會浮躁之風的助力，真正下潛的學者少得可憐。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就是這“少得可憐”中的一個。

題目說“一本書的高華”，不是相對“量為先、質為次”的學風刻意抬高他，也不是說他只寫了一本書——與現在“著作等身”的學者比，他是著作“少得可憐”的一個，而只是指出一個事實：這個當今黨史學界最著名的專家之一，的的確確因為一本書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威名。

由書識人 

初讀高華，是2001年元旦。首先讀到的是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讀罷，震撼無以言說，冷不丁冒出的是辛棄疾《西江月·遣興》的詞句：“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朱熹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里方是長進?！备呷A這本書就是這句話最好的印證。

高華？我先后做編輯的《炎黃春秋》和《百年潮》都是刊登中共黨史人物和事件的刊物，在這七八年的編輯生涯中，竟然不知道他是誰。后來與高華熟悉起來，談起當年的感受，他笑呵呵地說：也不能怪你，在“紅太陽”出版以前，我雖然發表過一系列的學術論文，但那都是在學術圈內的刊物上，在圈外還是沒有影響的。

從20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人，大致保留著同樣的閱讀習慣：一旦一個作者走進你的視野，他就不會輕易走出去，日后他的作品就成了你尋找的目標。讀過“紅太陽”后，我經常搜尋署名為“高華”的文章來讀，尋找高華的有關信息。亦步亦趨之際，也了解到高華的研究領域：一路從民國到共和國，從左翼文化到領袖人物，從一個歷史事件的點，到一個歷史斷代的面。觸類旁通，他所做的不僅是象牙塔里的學問，同時包含著對當下和未來的關照。

回到《炎黃春秋》雜志社后，我幾次與高華聯系，希望他能為我們寫點稿子，卻始終沒能與他通上話。2006年3月2日，我接到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中心”）的邀請函，邀請我到中心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學者。邀請人是中心的助理主任熊景明，她在給我的郵件中說，中心有許多學者來過，現在高華就在。我當即發郵件索取高華的E-mail。沒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高華的郵件：“熊景明老師把你的信給我看了，我很希望你早點來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熊老師和我幾次談起你，我這學期在中大歷史系客座，平時就 在中心看資料?！?/P>

漸漸熟悉起來后，他不僅允諾給我寫稿子（2006年3月20日即給我發來他為胡伯威《青春·北大》寫的序言：《“思想”的累與痛》一文），還愿意在我赴港的申請表上擔任“推薦學者”。2006年4月10日到港與他見面時，我們仿佛已經是老朋友了。

同好高華和我都抽煙。在香港那個既禁煙又禁酒的地方，我們這個不良嗜好可謂眾矢之的。高華說，他住在雅禮賓館，公共場所不能吸煙，只能在宿舍抽，為了吸煙不妨礙他人，他用布條將宿舍的門堵上，可隔壁一名高鼻子的外國學者還是提出抗議，只不過抗議的方式有些特別：趁高華不在時，在他門上貼一字條：“如果你不吸煙，會更好?！备呷A說，這樣一來在宿舍也不好吸煙了。

在中心查閱資料時，煙癮上來我們倆就一同到樓下；參加學者聚會的飯局，就一同到餐廳外吞云吐霧。我倒是慶幸自己與高華有同樣的嗜好，因為這樣的時間很多，與他的交談也大多是這個時候進行的。

交談的話題，首先是他的“紅太陽”一書。我說，從你書中的后記看，從文革期間你注意到“延安整風”這個詞，到2000年這本書出版，你是三十年磨一劍。高華說，人這一輩子所走的路，與年少時候的讀書有很大的關系。我在后記中追溯了自己的讀書歷程。古人說，讀書使人明智，那是指你會讀書的時候。年少時讀書，倒是讓人困惑的時候多。等你有機會或有能力弄懂的時候，這些困惑就會一個個冒出來。就以延安整風來說，我是“文革”期間讀到一些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和一些“兩條路線斗爭”的小冊子后，注意到延安整風運動的。1978年上大學后，開始關注這方面的材料?？吹脑蕉?，困惑也越多。解開這個困惑就成為一個需求。這個過程又有十多年，直到1991年開始動筆。寫作過程又是七八年。

我問，你知道這本書在海內外的反響嗎？他答，知道一點，不過我不大關心。我倒更關心每年的版稅。因為我買房子的貸款，每年就靠這本書的版稅來支付。這回答讓我們倆開心大笑起來。高華很關心我的研究。我告訴他，我來香港主要想利用中心的資料，補充修改《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始末》一書。我說，你在“紅太陽”一書中，也談到了丁玲等文人在延安時的作為，對我啟發很大。

讓我沒有料到的是，高華對我的這個研究興趣盎然。他追溯了自己對丁玲命運關注的歷程：我知道丁玲的名字還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機會，從一本舊雜志上讀到姚文元一篇批判 “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的長文。幾十年過去了，那篇文章給我留下的印象只有兩點，丁玲有一個“反動思想”叫做“一本書主義”，丁玲是從一個“靈魂腐朽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最后“墮落為反黨大右派”。

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腦海。不久文革爆發，在混亂和知識貧瘠的年代，我通過各種努力去尋找書本，我讀了包括丁玲的小說和散文在內的許多“五四”和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1970年，我又從一本舊刊《文藝報》上讀到《再批判》和隨刊登載的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等，心靈受到強烈震撼。而此前讀到的造反派編印的《文藝戰線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一類小冊子上明確寫道：《再批判》為毛澤東主席在1958年親筆所寫。

1978年，我考入大學，雖然學的是歷史，但對丁玲其人其事和20世紀中國左翼文化運動一直抱有興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聽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等課程，還長期訂閱一份《新文學史料》。丁玲復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魎世界》等，我幾乎都曾找來翻看，我還買了丁玲的文集、自傳、游記和有關她的幾種傳記及研究論著，包括大陸、海外和國外學者寫的不同版本。

我關注丁玲和革命文藝史，都是出自思考的興趣，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關系，20世紀的中國革命文學和革命政治的關系等問題。當我讀了一大堆丁玲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沒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個左翼作家，為什么會被打成 “反黨集團”的頭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為什么“ 革命” 會和她一直“過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幾十年的苦難，為什么在文革結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樣，對“革命”做出反思？等等。

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發現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張力、如此具有戲劇性，她的一生凸顯了20世紀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歷史的幾個最重要的命題：革命與知識分子、革命與人性改造、革命與革命隊伍內部的斗爭、革命政治的懲戒機制和知識分子的關系等等。

高華的一番話， 讓我非常慚愧。我的書只是采取“ 紀事本末體”的方式，希望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根本沒有提升到丁玲和革命的關系，20世紀的中國革命文學和革命政治的關系上。我立即懇求他抽出時間看我的書稿，并像老師指導學生那樣給予教誨。

接下來的幾天時間，他一邊看一邊在吞云吐霧的時候把他的意見提供給我。就這樣，在高華的指導下，我重新進行了修改。從香港回北京后，高華仍然通過郵件多次指導。當我覺得可以拿出來給他審閱時，我同時提出請他作序。一如既往，他爽快地答應了。

在書進入發排階段后， 高華發來了一萬多字的序言《從丁玲的命運看革命文藝生態中的權力與政治》。他以丁玲的命運和革命與知識分子的關系為切口，尋找出“革命懲戒機制的內在邏輯”這一命題。

在高華看來，革命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一直是一對難以解決的矛盾：知識分子傾向革命，這就和共產黨發生思想和組織的關聯；知識分子還要“民主”和“個性解放”，這就和共產黨的“思想一致性”和集體主義發生矛盾；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最具革命性”的農民，革命自要滿足他們的利益、心理、情感要求，知識分子卻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農民的所謂“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進，離不開思想和組織的高度一元化，更離不開革命的最高代表——革命領袖的思想和組織領導，知識分子卻喜歡高談“個性獨立”和“平等”，對敬仰和服從革命領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碼的認識，更不會像樸實的陜北農民那樣去歡呼“大救星”。

革命和知識分子的矛盾，注定了知識分子以悲愴結局的命運。丁玲一生的經歷，她命運的起落沉浮，伴隨著高華冷峻的敘述，慢慢展露出帶著政治印痕的生命形態。這種生命形態成為解剖其他知識分子命運的參照。高華往往能從一個歷史事件本身的發展過程，揭示隱匿在其后的歷史普遍發展邏輯，從單一個體的命運的起伏，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軌跡。他的序言，就這樣地從丁玲個體的命運出發，勾勒出中共黨史大背景下一代文人的命運。

在書的后記中，我說：“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老師得知我的研究后，以淵博的學識助我，以兄長般的寬厚鼓勵我，書稿完成后，他在百忙中通讀全書并作序為之添彩?！边@是我的由衷之言。關于《革命年代》2009年，廣東人民出版社“新史學叢書”第二輯中，收錄了高華的論文集，書名為《革命年代》。盡管大多的文章以前看過，但在拿到書后還是一口氣讀完，并情不自禁地寫了書評。

《革命年代》收錄了高華近20年所寫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寫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寫于2008年11月。全書共分五輯，前兩輯主要研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后三輯主要研究延安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文章所論及的，無論是民國政府的南京十年，還是中共在延安的新話語體系，以及1950－60年代的社會變遷等等，看似都是一個個“點”，但細讀起來，都是歷史的橫斷面?！案锩背蔀檫@多個橫斷面的連綴詞。

在高華看來，“這些問題發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壞一切秩序，革命戰爭年代是一個極端的年代”。

他所做的只是對那個遠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與追索。這種思考和追索，最后串成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兩大主線：一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一條是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這是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兩條路徑差異甚大，目標卻是共同的，就是追求建立一個現代化民族獨立的國家。

同樣的目標，同樣是“以革命的名義”，國共兩黨的結局大相徑庭。高華的思考，把讀者帶入歷史深處的隧道。在《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一文中，高華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個被稱之為“火紅的年代”的話語體系入手，上溯至蘇聯革命話語體系與毛澤東革命話語體系的關聯，考察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共話語體系的構建過程；而伴隨著這套革命話語體系的建立，中共“面對底層群眾和精英分子，創造出一套新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整體性的、無所不包的新解釋體系，為革命黨人提供了意義和價值，占據了近代中國的道德制高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在1949年取得勝利，毛澤東從延安的權威話語成為新中國的權威話語，以及此后的“繼續革命”，種種歷史現象，都可以從這種思考中得到啟迪。

從一定意義上說，高華這一代人也是“革命年代”的產兒，是吮吸著革命的紅色血液畸形成長的一代人。有論者評說，當大多數人都只在通過當下體驗生活時，真正的思考者卻能超脫自身的不幸與苦難，在知識積累和命運變遷中形成對歷史的看法，從而具備現實洞見力與穿透力。從這個意義而言，高華提供的是一種深刻的認知。同時，他無功利的回望姿態也凸顯出了當下日益稀缺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因為稀缺，“革命懲戒機制的內在邏輯”也曾與他迎面相撞。

站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高華說自己一直是“行走在歷史的河流”中，并試圖引導讀者與其一起游走。河流水面如鏡時，是蒙太奇般糾結著的歷史與現實的幕布；水面波濤洶涌時，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鑒往知今。

如此，“革命”一詞，順理成章地由歷史走入當下并和未來聯系在一起。不論是毛澤東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告誡，還是加繆的“美麗不能創造革命，然而總有一天，革命將需要美麗”的向往，“以革命的名義”總是與血淚、痛苦、死亡和激情與理想相伴隨。與李澤厚式的“告別革命”的吶喊相比，高華仍如流水般的平和：“這本集子既不是對革命的吶喊，也不是對革命的批駁與詰難，而是我對生活其中的那個已經遠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紀念?！?/P>

天不公 

2007年4月25日，我接到熊景明的郵件：“高華懷疑肝癌，有幸在例行體檢時發現，他今天就往上海中山醫院求診?！蔽腋械秸痼@。此后，朋友間的郵件，高華的病情成為必說的話題。蕭公秦教授寫于2007年4月30日的一封郵件，在朋友中廣為流傳，他不但為朋友傳遞了高華的病情，更傳達了學界對高華的一片心聲。為此，我把這封郵件轉錄如下：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去中山醫院三號樓探視高華。我騎摩托到那里也只有十五分鐘。他昨天剛動手術。有點疲倦，臉色有潮紅。有點熱度,是手術后的自然現象，相信幾天后會好一點。他家人中沒有患過癌癥的，父母七八十了，都健在，他九二年患過幾個月的乙型肝炎。這可能是致癌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嗜煙也有一定關系。他說從此要把煙真正地戒了。他沒有任何關于患病的自我感覺，這說明還處于亞臨床期。

查了一下網上資料，肝癌被稱為癌王，一旦進入臨床期，那就只有兩個月了(孫中山就是如此)，好在他自己警惕性高，及早查了出來。我前天在電話里對他說，你得好好保重，中國不能沒有你，我是從民族利益來跟你談這個問題,他笑了，笑得與過去我們聽到的一樣，也許是這幾天他的第一次笑。今天小劉（高華的夫人劉韶洪）告訴我說，他為了我的這句話很感謝我。小劉送我出來時，我對小劉說，這是我的真心話，中國沒有人比高華把中共歷史人物看得如此透徹。他有一種特殊的第三感覺，他能從歷史中剝離出埋于歷史深處的真實來。我說，這方面他絕對是天才，小劉說我過獎了，我說我三十年來見到過多少教授，但我從來沒有稱別人是天才過。其實，他有時與我談的看法中，有許多比“紅太陽”里寫的更精彩，我總是提醒他讓學生把他的話錄下來，他都沒有足夠重視，真擔心這些精彩的東西很可能有許多不再能變成鉛字了，一想這些，心里就很難過，不過我不會在他面前談這些。他仍然充滿自信，反復地說，發現得早，入院得早，手術進行得早， 而且是全國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他還告訴我，黃菊就是在這個醫院做介入法的。我不知道他真實的想法，他也可能要求不高， 只希望上天給他五年時間，當然更長也更好，這是我的判斷，因為我說你寫東西五年后再說吧，他聽了后沒有回答，也許他覺得五年對于他來說是一個遙遠的未來。談話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著瓶子，樣子很精神，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他這個姿態語言也許無意中表明他進入人生戰斗的決心。談了四十分鐘左右，我發現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辭。

2007年，高華的病還是“疑似”階段，但朋友們都揪心。我的朋友李喬（ 著名學者， 《北京日報》理論部主任）是肝癌患者，經過治療后，恢復得非常好，朋友們都為他慶幸。我特意讓李喬給高華電話，讓倆人在電話中交流治療的經驗。李喬很熱情地建議高華，到北京武警總醫院來治療，并允諾愿意利用一切關系為高華來京治療提供幫助。李喬與高華素未謀面，他這樣傾心，自然懷有與蕭公秦“中國不能沒有你”一樣的心態。

8月20日，高華給我發來郵件“我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6月上旬到中旬，都在上海作介入治療，7月中，我又去上海中山醫院，經CT檢查，發現腫瘤已被封包住，醫生又說不需再做,待這月底去復查，幾次檢查，驗血都是正常的，問題在CT，請向李喬問好!北京武警總醫院肯定是最好的，但醫生要我先不考慮，先看我復查和康復的情況再說，現在我的身體還比較穩定，從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異樣，前不久全家還應朋友之邀去云南避暑一陣，由頭就是慶賀熊老師榮休?！?/P>

高華病情穩定的消息，令人驚喜。更驚喜的是，他11月29日竟然到北京來了。在來京之前，他給我郵件，告知了這次北京之行的原因。11月30日，我趕到他所下榻的國賓酒店。從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病。他依然關心學界、關心思想界的事情。他告訴我，想利用在北京這段時間見見朋友。我說，你想見誰，我幫你通知，我當司機，飯局也由我安排。

從那時到現在，兩年多的時間過去了。高華的病情時好時壞，一直牽動著朋友們的心。很多人都有蕭公秦教授一樣，希望能夠把高華比“紅太陽”更精彩的看法留下來。2010年12月15日，我和熊景明一起到四川大邑參加《看歷史》雜志的一個活動。本來，高華也擔任這次活動的評委，也應該蒞臨會議。他沒有來，他的病情成為朋友們關心的一個話題。景明在主持會議時，特意向大家報告了有關高華兩個消息：1.高華病情穩定；2.“紅太陽”一書即將在內地出版。

高華 

1954年生，江蘇南京人，歷史學家。1971年到1978年曾做過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以及博士學位，后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以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代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革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