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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五月，人們在議論是否要裁撤輪船制造。李鴻章是那個時代最有見識的人之一，他很憤慨國人的封閉和不思進取，進入第二輪討論，他在一道奏折中帶著悲憤的心情這樣寫道，“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學，而昧于數千年一大變局，丑（錯字）于目前茍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此停止輪船之議所由起也”。 

李鴻章直指中國迂腐的士大夫，其言不可謂不真切，其心亦不可謂不忠誠，他是洋務運動中最活躍的倡導者和親歷者。 

歷史的結果證明，洋務運動是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又一次失敗的嘗試。歷史是殘酷的，“李之受病，在于不學無術”，梁啟超以這樣一句近乎無情的話總結那個時代最活躍的改革者，李鴻章只知軍事，不知民政；只知外交，不知內政；只知朝廷，不知國民。 

在今天，念過中國近代史的中學生都會背：洋務運動的失敗是因為改革只涉及西方技術的引入，而沒有涉及針對中國古舊政治體制的改革，而李鴻章作為統治階層的人，所以他引領的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失敗是歷史的必然。似乎這條已經成為教條的“歷史規律”是這個民族在那場付出幾代人心血的慘重失敗中留下的最后遺產，而在徹底推翻清政府之前，似乎先前的所有改革、變法、開放、學習和引進都成為了一種“借口”，一種維護自身統治權威的手段。 

歷史的結果總是人們總結歷史的最好理由。我們經常用封閉、自大、無知和停滯來形容近代中國走向歷史低谷時的狀態，那是一個民族集體噩夢的開始。在歷史的拐點，西方世界到底發生了什么？而中國是否真的僅僅就是因為封閉、自大才走向衰落，而又僅僅只需要開放、謙卑就能重新找回走向富強的道路？ 

這是一次歷史的“大分流”:在1500年之后的兩個世紀里，歐洲的新科學新技術層出不窮，并迅速擺脫傳統的歷史發展模式，而亞洲此時陷入停滯，徘徊于傳統權威的泥沼而無法自拔。這個結果在杰克·格德斯通看來，充滿了戲劇性，是一次歷史的偶然。在全球幾乎所有古老的文明地區，包括伊斯蘭世界、印度和中華帝國都陷入封閉的權威信仰時，歐洲尤其是英格蘭地區卻迎來它最開放、最包容的時代。 

在《為什么是歐洲？》中，杰克·格德斯通詳細地記述了這一歷史過程，培根的實驗性科學研究方法，以及牛頓的偉大發現都在他們的時代得到最恰當的尊重，并大大地促進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過在作者看來，“英國現代增長必須被看作是偶然性的進程，它并非一定要這樣發生，也完全有可能根本不出現”。但無論如何，歷史還是選擇了歐洲，選擇了英格蘭，而不論我們如何強調歷史的“偶然性”，以及在1500年之前，甚至在1800年之前，歐洲以外的伊斯蘭、印度或者中國有多么偉大的成就。 

為什么是歐洲？在弄清楚這個對中國人而言必然引來無數屈辱回憶和自尊情感的問題之前，其實有另外一個隱含的事實必須接受，那就是由歐洲引領我們進入的“現代世界”與“古代世界”的發展模式徹底決裂了，這一次由歐洲領秀的發展打破了任何一次人類歷史發展的循環規律。 

正如杰克·格德斯通在《為什么是歐洲？》一書中描述的那樣：“在19世紀及20世紀之前，經濟發展的典型模式是呈現周期性變化的：人口、物價、城市化進程以及技術水平先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同步上升，而后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逐漸下降或者是陷入停滯狀態。相比之下，1800年以后的歐洲（以及1900年以后歐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區）經濟出現了不斷加速的增長，人口、城市和技術發明的增長速度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上升期?！?nbsp;

作為“現代化”視角的典型代表，R·R·帕爾默等人所編著的《現代世界史》也同樣把“現代世界”（modern world）作為一個獨特的歷史世界來描述，這本書提醒我們，所謂的“現代化視角”并不能等同于“西方中心主義”。同樣，當杰克·格德斯通在《為什么是歐洲》中強調，在歐洲出現并迅速膨脹至全球的現代化進程是歷史的“偶然”時，他其實也試圖表達和R·R·帕爾默等人一樣的觀點，即努力使現代化“祛歐洲化”。 

“現代世界”的獨特性超越了歐洲與亞洲的狹隘對立，而是作為一種獨特的人類發展模式橫行于全球。這并不是一個什么新發現，馬克思也曾經這樣描述：“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nbsp;

“現代世界”是一個別開洞天的新世界，在馬克思看來，這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而其中資產階級的罪惡和技術革新是根本的動力源，從這點來看，馬克思又不認為這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因為它同樣是過去階級社會的延續。馬克思對于西方世界的批判性分析對于自尊受挫的中國人而言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它使得我們可以更加從容地面對以下的尷尬：中國曾經一度領先世界的那些先進文明與西方“突然”出現的現代文明比起來，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但是無論自尊與否，似乎不斷融入“現代世界”是我們唯一的路，它不再是“歐洲崛起”和“中國崛起”的問題，而是“現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問題。這一點對于生命力極強，并且唯一延續至今的中華文明而言尤其難以接受。在不斷歷經分裂與統一的循環返復中，中華文明并不是沒有經歷過外界文明的入侵，但是就算是最強勁的大乘佛教的引入也未能阻斷儒教、道教這些本土文明的延續。但是這一次“現代文明”的入侵使得A·湯因比認為，“我們無法斷定，這種引進西方思想的做法不會給中國史帶來一次決定性的中斷，引起中國政治結構的轉變”，“中國的未來是難以捉摸的”。 

中國的未來走向是否確定，取決于中國人如何看待這場“價值抽離”的現代化運動，以及如何看待中國本土價值的延續。 

馬克斯·韋伯認為，產生于西方獨特的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具有某種“親和性”，這是一個在實證邏輯里無法證明的結論。韋伯把現代化運動與西方的獨特價值“徹底關聯”起來是在他試圖通過對于世界宗教的研究證明，現代資本主義不會誕生于任何一個非新教地區。在《儒教與道教》中，他沒有否認中國與現代化能夠“和睦相處”，“中國人同樣能夠（也許比日本人更加能夠）在現代文化領域里學會在技術與經濟上均已獲得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但是，較之于西方，中國盡管具有各種有利于資本主義產生的外在條件，但就像在西方和東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蘭教盛行的地方一樣，在中國發展不出資本主義，盡管在上述的每一個地區里，同樣具有其他有利于資本主義產生的情況”。 

我們很喜歡簡單而粗暴地把韋伯的現代化視角與R·R·帕爾默或者杰克·格德斯通的現代化視角對立起來，只因為韋伯強調了現代性與歐洲之間存在的“血緣關系”，但這樣很容易忽視兩者之間本來存在的一致性。 

實際上，韋伯和R·R·帕爾默或者杰克·格德斯通一樣，都傳達了一條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現代性的“價值抽離”性，也就是說現代化是一場和任何一種價值都不存在“特殊排異反應”的運動，它是工具理性的，它會侵蝕掉任何人類所珍視的價值或意義，最終使得人類走向“價值荒漠”，如果非要說韋伯具有我們因為自尊受挫而痛斥的“西方中心論”，那就是因為韋伯認為，這場即將吞食掉所有人類賴以生存的價值的“現代化癌癥”首先爆發于歐洲。 

因為情感上無法接受歐洲在近代歷史中超越中國的歷史事實，在徹底擁抱或者被迫擁抱現代化的同時，我們總是喜歡通過各種歷史考究或者實踐經驗來證明，中國傳統的本土元素與現代化是何等的具有親和性或者相似性。我們力圖證明存在一種叫做“東亞現代性”的東西，正如一本叫做《東亞現代性與西方現代性》的書中所言：“東亞現代性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在傳統東亞與現代東亞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連續性，或者說傳統東亞文化仍或多或少地存留于現代東亞社會中”。 

這是一種典型的“錢穆式論調”，為了證明中國過去的歷史存在著現代性元素，甚至不惜通過扯謊來蒙蔽自己，一部充滿瑣碎和權術的中國古代史，被我們美化為充滿了自由和富足。 

如果我們的“開放”不是一種借口，就別把“西方中心論”作為我們逃避現實和未來命運的理由，而是應該徹底接受現代性帶給我們的福利，并同時坦然地面對現代性帶給人類不確定的命運。 

黑暗的降臨需要勇氣來面對，而不是無謂的哀傷和酸楚，或許尼采能鼓舞我們：“這是我的早晨，我的日子開始了，現在上升吧，上升吧，你偉大的正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