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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國社會學年會在舊金山舉行，一時風云際會，幾千名來自不同地區的社會學家齊聚一堂，交流思想、老友敘舊、結識出版商、求職面試，無不熱鬧。這一年的主題叫做“宏觀與微觀的互相關系”，在一個叫做“從交換到結構”的分組會議中，人們發言的題目包括諸如，“社會結構的微觀基礎”和“理性組織”之類。也就在同一年，美國爆發了自越戰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全國性危機，當時艾滋病肆虐，病魔已經奪取了上萬人的生命，而已經感染上的也以百萬計。社會學家史蒂文·塞德曼當時正身處會場，他恍惚之間有些錯愕，“這么多的社會學家匯聚危機的中心，為何對眼前發生的事情如此漠視”。他感到社會學正陷入一場不斷走向狹隘和封閉的危機之中。 

實際上，早在1970年，美國社會學家阿爾文·古爾德納就曾經寫過著名的《正在到來的西方社會學危機》，痛斥社會學批判性思考的不斷式微，社會理論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調情茍合，缺乏對現實的反思和批判是這場危機的核心。但就在這場危機之前的大約二十年時間里，美國社會學正處于由塔爾科特·帕森斯理論范式統領的繁榮虛景之中。難以讓人理解的是，這位曾經創造所謂“帕森斯王朝”的社會學家，其理論卻以抽象和晦澀著稱，大約在20世紀的40-60S，他的理論范式成為一個時代的社會學的唯一范式。但“危機時代”的不期而至，人們卻開始把帕森斯“靶子化”，排山倒海的批判也隨之而臨。所以烏塔·格哈特在《帕森斯學術思想評傳》中開篇第一句話就是，“塔爾科特·帕森斯或許是20世紀真正具有悲劇色彩的人物之一”。但這場危機和悲劇的源頭其來有自，并非空穴來風，而它就根植于社會學不斷深陷的“概念游戲”泥潭，以及社會學家不斷枯萎的良心。 

19世紀50年代，在英國的一個鄉村麥芽酒店，一群勞工叼著煙斗，正在議論議會應該如何控制正在蔓延的“口蹄疫”，人們七嘴八舌地表達從報紙、習俗、偏見或者流言中得來的各種不同的零散意見，每一個人都顯得極其自信而武斷。此時，最早提出“生存競爭”理論的赫伯特·斯賓塞卻正在思考，這些沒有根據的意見和謬論為何如此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之中，而人們又該如何對社會現象作出理性的判斷呢？他得出一個結論，“我們需要社會學研究”，斯賓塞成為最早一批提出對社會現象進行科學研究的理論家。其實早在1822年，孔德就宣布，他做出了“1822年最偉大的發明”，即所謂的“知識三階段法則”，把科學實證研究運用于人類社會的社會學被列為最高難度的科學，此時的孔德還是圣西門的助手。 

斯賓塞和孔德無疑都是社會學的“開山鼻祖”，但他們卻是社會學界最受忽視和嘲笑的兩位，他們沒有給人“巨人肩膀”的崇高感，而是像兩具攔路尸體。對剛剛接觸社會學的大一新生，老師會帶著鄙夷的口吻告訴他，孔德除了提出“社會學”這個名稱外，沒什么貢獻。1937年，帕森斯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中引用布林頓嘲笑斯賓塞的話開篇，并驕傲地宣布，“斯賓塞死了”。這似乎成了社會學的“學科文化”，人們嘲諷、自大、封閉而狹隘，人們不顧前人的具體貢獻，而是輕率地把前人的貢獻抽象成一個個沒有血肉的概念，繼而鄙棄、忽視。于是，在帕森斯宣布“斯賓塞已死”近20年后的1959年，賴特·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以同樣嘲諷和不屑的口吻宣布，“帕森斯死了”。很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的荒誕懸疑小說家阿瑟·伯格也來湊熱鬧，他寫了一本荒誕小說，題目就叫做“涂爾干死了”，而涂爾干被吉登斯譽為古典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之一。盡管我們可以用“狗屁不通”來“贊美”阿瑟·伯格的荒誕小說，但他似乎很不識趣地點出了社會學思想史中一個核心的“文化特征”——社會學成為了文學概念的爭論，而這也是一條死亡的不歸路！ 

格哈特的《帕森斯學術思想評傳》卻試圖做一件完全違背“社會學文化傳統”的事情：在“帕森斯死后”，讓帕森斯“復活”。格哈特想讓人們重新發現一個這樣的帕 

森斯：他對時代充滿熱情，對現實和政治保持最清醒而準確的思考，祛除帕森斯作為“無可救藥的理論家”的形象。格哈特的做法令人叫絕，他把帕森斯的理論著作《社會行動的結構》和《社會系統》解讀成對現實政治的思考。比如，格哈特發現，《社會行動的結構》在1937年出版的時候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但是到了1949年再版時，它卻已經成為了社會學界熱捧的經典。在格哈特看來，這是因為歷史情景出現了轉變：“那就是通過五十二個國家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中的同盟作戰，挫敗了歐洲法西斯主義，特別是挫敗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據此，格哈特認為，“帕森斯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要從科學的視角去理解，國家社會主義何以作為民主的社會行動結構的對立面”。 

一本純理論的著作卻被格哈特賦予其具備思考現實政治的目的，這是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解釋，而這位傳記作家的執拗也令人印象深刻。實際上，格哈特的解釋也堅持了一個立場，那就是社會學如果脫離了對現實和時代的思考并浪費精力于概念化思辨，將變得乏味而喪失其價值。在格哈特看來，帕森斯之所以值得尊敬，是在于他終其一生手持民主的大旗，以對抗極權主義。實際上，從古典時代以降，把現代性作為核心問題的社會學就是一門以反思和批判現實著稱的學科，只是到了“帕森斯王朝”時代，人們才以發展艱澀的理論術語，思辨哲學概念為尚。格哈特“復活”帕森斯無論牽強與否，但意義重大。 

帕森斯的誤解與被誤解，類似于人們對馬克思的誤解或者曲解而形成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其背后是馬克思首先喜歡誤解前人，而對前人虔誠的闕如帶來的“抽象的概念化”是這種誤解的根源。從19世紀社會學草創之初，孔德、斯賓塞、涂爾干、滕尼斯便“浪漫”地把中世紀和現代工業社會對立起來，這種“浪漫”的危機基因就似乎已經形成，它被留學德國的帕森斯帶回了美國，也形成了后來一系列的“反帕森斯”的潮流。格哈特的貢獻在于，她指出了這些“反帕森斯者”的“假面”，這些人依然在延續他們所批判的思考習慣。這種缺乏歷史血肉的“概念游戲”也最終釀成了塞德曼在1989年所遭遇的危機：人們熱衷于概念思辨，而忽視現實，從而使得社會學退出了公共生活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