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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武罷黜百家以訖五四運動,儒學在大部分時間占據著中國思想史的主流(當然也有低潮的時候)。為了維護這種主流地位,儒家學者在無法消滅異己的情況下采用了狡詐的手段來扭曲、遮蔽對手,比如“以儒釋道”。于是乎多少道家典籍被儒家學者用“亂解一通”的方式糟踏地面目全非。所以當于丹女士對《論語》做出“心靈雞湯”式的糟蹋時,我不愿給予同情,因為我相信這是一種因果報應。然而當我讀了一小半《老子傳》——一本我向來尊重的公共知識分子余世存先生的新作——時,我對“因果報應”產生了頗大的懷疑:道家(非道教)在歷史上并沒有大規模亂解其他各家的經典,卻又一次慘遭誤讀“惡果”,那么“惡因”又何在?我更疑惑的是只具備世俗知識結構的作家余世存先生為什么非得干“為老子作傳”這樣一件力不從心的事情?之所以斷定余先生對老子進行了誤讀,是因為根據我這五年來研習《道德經》的感悟,如果歷史中真實的老子是這本號稱“司馬遷之后,第一部關于老子的思想傳記”描述的那個老子的話,那么他是絕對寫不出《道德經》這本神仙著作的。
恰巧《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11月號刊登了《老子與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文,該文流露了余先生《老子傳》的創作背景、創作動機以及創作方式等相關信息。這些信息顯示余先生在創作動機與方式上存在嚴重問題,于是《老子傳》這部創作成果遠離真實老子思想,也就不足為奇了。
《老子與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文與《老子傳》的后記都有談及 “為什么要寫《老子傳》”(亦即創作動機)的問題。根據余先生的夫子自道,其創作動機可歸納為“兩個前提、兩個為了”:一個前提是,當今時代的自然生態與道德生態都遭受了嚴重的污染;一個前提是,偏偏在這個污染的時代,余先生又遭遇了“中年喪亂與窮炯孤絕”。在這兩個前提下,余先生創作《老子傳》,一是為了救贖自己,二是為了“慰藉人類的良心”?!熬融H自己”尚無可爭議,因為《道德經》確實是修身的智慧之書。但“慰藉人類的良心”似乎就有些和《道德經》有些不沾邊,“人類的良心”(且假設有這樣一個東西存在)這類看似玄乎的詞匯其實本質上還是屬于塵世的,而老子之“道”雖然涵蓋萬有,但其核心乃是超越塵世、遠在塵世之上的。因此在真正的道家眼中 “慰藉人類良心”之類的行為其實與追逐喧鬧的功名富貴在本質上無異,都是塵世的,因而也都是不值一哂的。因此具有強烈塵世關懷的余先生在抱著“慰藉人類良心”的目的來寫《老子傳》,實屬“未看清人就畫像”之舉。
再看這本書的創作方式,就不得不佩服余先生的自信,雖然這種自信毫無憑據可言。余先生在《老子與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文中用近乎驕傲的語氣說道:“我從貴州到杭州這一路,基本是抄《道德經》,抄了大約兩遍吧,畢竟是81 章啊,不易把握……抄完第二遍就覺得沒必要去鉆研經文本身了,我開始直接動筆寫,平均一天以兩章的速度往前推進,非???,非常順?!薄兜赖陆洝肥抢献铀枷氲臐饪s,文義晦澀,蕭天石嘗言不先讀白文百遍、而后參考數家精注,必難一窺其貌。而余先生僅僅“大約抄了兩遍”就敢給老子思想作傳,勇氣與自信俱驚人,但這種通過這種快餐式的創作方式到底能否貼近老子思想的皮毛,都是值得商榷的。道家傳說中不是沒有“頓悟”的成功案例,但那些大仙似乎都在環境還沒被污染的深山老林里面,處在“自然生態與道德生態俱被污染” 中的余先生顯然不具備“ 頓悟”的條件。
在創作動機與創作方式俱不著“道”的情況下,作為創作成果的《老子傳》錯畫老子及其思想,也就不足為奇了。其實有時想想,根本沒必要給老子作傳:五千言《道德經》在,不就是最好的傳記嗎?你細細的用心去閱讀、去體悟,自然會在心中有一個無可言說也無須言說的老子形象。非得用語言形容一下,也必是逍遙的、愉悅的與豁達的,肯定不會是《老子傳》一書中描繪的那樣自戀而又苦悲,甚至有些裝逼。比如開篇便來一句:“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边@是典型的小布爾喬亞文青口吻,怎么能出自那個勘破宇宙與歷史玄機的老子之口?我能理解余先生想營造一種“高深玄虛”的氛圍,但是這樣一種刻意的營造已經墮入了“有為” 的深淵, 勢必違背道家“ 自然”妙理。
同時,為作思想傳記,最忌諱的就是用自己的思想與所處環境來忖度傳主的思想與所處環境。余先生意識到了這一點,卻沒有做到,《老子傳》中這樣的現象隨處可見。比如,在第八章《鐘情懷春》中,余先生把最近出現的“剩男剩女”“一夜情”等現象比附到了老子對于愛情的思考中去,甚至想象“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這一段文字的靈感來自老子享受性愛的經歷。這在文學上是一種巧妙而大膽的想象,然而嚴肅的思想傳記是不能如文學般兒戲的。不然的話,“六經注我”現象就會蔓延,“六經注我”沒有錯,但卻不適合思想研究。另外,由于對《道德經》本身的理解不夠廣博與深刻,這本書在一些細枝末節上縱情想象、大做文章,但卻在本應該細致闡釋的地方卻一筆帶過,顯得不夠給力。比如對道家核心理念之一的“致虛極,守靜篤”句,僅僅做下字面翻譯就了事,可謂舍本逐末。
更讓人受不了的是,這本書同樣存在著“以儒釋道”現象,有網友笑談“余先生本質上還是個儒家”,并非無稽之談。通篇的儒式感傷主義情調、入世情結,都讓我在恍惚中以為在讀《孔子傳》,可不是嗎?余先生筆下的老子坐著牛車出關時的那種哀怨與感傷,簡直就是孔子離開魯國時凄然場景的盜版。哪里還有“騎青牛,出函谷,老子姓李”那樣的逍遙與氣魄?在描寫孔子辭別老子的場景時,余先生甚至借老子的口稱贊預言“他(孔子)也知道新世界的中國用得著他的道?!痹谌鍖W成為游魂(余英時語)的今天,一小陣子國學虛熱就值得讓老子做出這樣肉麻的預言?
或許有人會說:《老子傳》不過是一本商業時代的小說,何必對其這么苛責?其實不然,因為余先生不會認為這本書是單純的小說,而是“司馬遷之后,第一部關于老子的思想傳記”。昔日蔣中正泡宋美齡到手,得意忘形曰:“昔日革命,總覺動力不足。今娶美齡,革命動力十足矣?!币痪湓捜堑脧埣钧[大罵:“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己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連哉?”于是有人責問張季鸞:“天下滔滔,何嚴責蔣氏?”張先生的回應擲地有聲,大意即因為蔣中正是以“革命者”自居,而不是自認為“軍閥”;如果自認為軍閥,自然不用批判,但以“革命者”自居卻有如此扯淡言論,如果不加批判,則會有損“革命”一詞的神圣性。我嚴責《老子傳》這本書,就是因為它與老子思想原貌大相徑庭,卻以“思想傳記”乃至“司馬遷之后,第一部關于老子的思想傳記”自居的,而不是自認為“傳奇”或“傳說”。因此,為了維護老子思想的原貌不被曲解,我們就不得不批判。當然,我也記得老子“善者不辯”的教誨,為了避免無謂的爭論,我建議余先生還是把這本書改名為《老子傳奇》或者《老子演義》比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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