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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家與社會諸種關系中，最基礎且最重要的關系之一，是國家與社會的財富關系。這是王一江教授所著《民富論》所要論述的主題。 

王教授所說的國家，不完全等同通常意義上的政府，而是作為強制機構和社會服務機構意義上的國家，更多側重強制性。作為具有強制性職能的國家可以做三種事，用王教授的話來說，叫做國家有三只手，第一只手是無為之手，第二只手是扶持之手。這兩只手，已經幾乎是家喻戶曉了，即凡是市場能夠自己解決的問題，國家就不要插手，是為無為。凡是市場和社會力不能及的領域，國家應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是為扶持之手。 

國家的第三只手，即掠奪之手，似乎在過去對國家功能的陳述中，就說得不多了。以王教授所見，國家某種程度上其實跟常人無異，也是理性經濟人，也要消費，也要追逐自身的特定利益。不同的在于，作為具有強制性職能的國家，它壟斷了常人所不能壟斷的暴力機器，可以借助這樣的暴力機器來追逐自己的特定利益，掠奪于是成為可能。在這點上，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一樣，不可能有什么本質的差異。 

顯然，國家對社會的掠奪是現代社會中最恐怖的景象之一。如果可以靠掠奪致富，那么誰還愿意去生產呢？誰還愿意靠自己的誠實勞動，靠給社會創造財富，來給自己增加財富呢？那么類似古代游牧民族的鐵騎經常橫掃中原地區的故事，就還會輪番上演，區別只在于，那是流寇的偶然掠奪，而這是坐寇的有計劃的可持續的長期掠奪，而且是在一國中。這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這對社會總體福祉的破壞，這對整個民心的打擊，是不言而喻。整個社會，就都可能倒退到野蠻時代。 

對國家掠奪之手的這種分析，跟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其實是完全一致的。早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馬克思已經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為什么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就因為國家有掠奪之手，工人階級必須首先砸爛這掠奪之手。恩格斯后來為《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更是特別強調：“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币彩蔷吐訆Z的方面。 

無論是王教授的掠奪說，還是經典作家的禍害說，都從根本上否定了對國家的善意假定。如王教授書中援引的西方學者安德烈@施弗萊的主張，不能天真地假設國家的目標就是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甚至，國家統治者往往連自身的長期利益也可以罔顧，為短期利益而過度掠奪，導致整個社會的傾覆。這在歷史和現實中都不乏其例。也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曾經特別痛斥對國家的迷信：“正是在德國，來自哲學的對國家的迷信，已經進入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任務人的一般意識之中。按照哲學概念，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所借以實現或應當借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同國家有關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于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nbsp;

國家并沒有傳統所稱的那么神圣。它真的就跟常人沒多少分別，不特別好，也不特別壞。關鍵在于習俗移人，即關鍵在于它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生態中。如果有跟掌握的力量對稱的力量去制衡它，約束它，那么它就會跟好人一樣，無為之手和扶持之手就會充分發揮作用。但如果沒有對它的強力制約，它就是一力獨大，那么它就正好處在人性惡的觸發點上，它的惡的本性就會不可遏制，掠奪之手就會不可遏制。所以，怎樣駕馭國家，讓國家根本沒辦法施展掠奪之手，只能使用無為之手和扶持之手，就成了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個核心命題。 

二 

對國家是不能做善意假定的，即國家是可能隨時作惡的。那么相應的邏輯，就是國家的力量不可以過于強大。王教授在書中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資源，作惡當然也需要資源。所以，“如果國家的某個部分，社會上某個個人或利益集團掌握的資源足夠多，他們用這些資源來顛覆民主的能力就相應強大。而如果其他人掌握的資源有限，他們阻止利益集團顛覆民主的能力也就有限。顛覆民主的力量強，對顛覆民主行為進行監督和反對的力量弱，民主就沒有保證?！?nbsp;

這段話可謂振聾發聵。用這個尺度來丈量，相比于社會而言，我們的國家力量是不是過于強大了？答案是肯定的。 

這首先表現為國家掌握著過分強大的財力。即如王教授書中所舉例，當下財政收入超常規增長，且增長來勢兇猛，速度快，規模大。自上世紀末以來，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以上，從百分之十稍多達到了目前的百分之二十幾。不僅如此，此一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GDP增速的兩倍以上，新世紀以來很多年份甚至超過百分之三十，這即意味著，新增加財富每10元有6元多或2/3，被國家收走。 

但國家擁有的不單是財政收入，有專家統計，資產性財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分配比例大致是，差不多76％掌握在國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掌握在民間。到2006年年底，把國有土地的財富和國有企業資產的財富加起來，國有資產的價值差不多是79萬億人民幣，而全國城鎮居民的總資產價值不過21萬億左右。相當程度的國富民窮，至此難道還有什么懸念嗎？這與執政黨十七大報告提出的，要增加居民收入中財產性收入比重的方針，豈非大異其趣？ 

但這還只是就顯性資產而言。不能不承認，據稱已經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當下中國，執政黨反復承諾的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大多停留于口號，實際運行中，要素資源主要還是國家配置。國家通過對要素資源的壟斷性控制，對關鍵行業和產業的壟斷性控制，以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規劃權、審批權，在所謂市場競爭中無疑占據絕對主動地位，猶如控制著水龍頭的開關，它要要素資源流給誰就流給誰。這對財富分配潛在然而決定性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 

這就是當下中國的財富結構，頭重腳輕的倒金字塔型的財富結構。頭即國家與腳即社會之間，財富比例過于不對稱。概而言之，世界上大概沒有哪個據稱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會讓國家直接控制那么大比例的社會財富；世界上大概沒有哪個據稱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經濟的集中度會那么高。 

當然，世界上也沒有哪個據稱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會讓國家坐擁天量財富而幾乎不受社會的監督和制約，可以予取予奪，愛咋用咋用。國家與社會關系正?；?，是轉型中國的時代主題。而國家與社會關系不正常首先表現為國家與社會財富關系的不正常。這種財富關系的不正常，是其他關系不正常的基本原因。極其嚴峻的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頻發，這些不斷挑戰體制承受極限的社會問題，大多因此而起。 

三 

頭重腳輕的倒金字塔型的財富結構，對社會安全的潛在威脅，是顯而易見的。社會無力駕馭占有財富和資源比自己大N倍的國家機器，無力保衛自己，以致最近幾年國進民退勢不可擋，這不只表現為經濟領域：強大且不斷升級的網絡長城，遍布城鄉的攝像頭，武裝到牙齒的防暴隊伍……，和平時期國家的強制職能不斷升級，以不斷升級的國家強制職能即憑借硬控制，來應對社會矛盾和沖突的不斷增長，似乎已成思維定勢。當然，硬控制的同時也會配合各種補償、賠償等或明或暗的交易，“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而所有這些都靠燒錢，以致全國一年所謂維穩經費竟達5100多億之巨，憑啥？不就憑國家控制的雄厚財力？ 

進而還會導致一個錯覺：只要不差錢，沒有擺不平的事。于是不管社會矛盾和沖突怎樣增長，不管社會問題如何積累，只要沒有直接影響到自己的烏紗帽，就都可以不以為意，都可以拖下去。只擺平，不治理。懶政惰政就成為習慣，成為常態。那么隨著國家財力的提升，社會問題反而難有真解決的機會；社會危機的地上懸河，反而越堆越高而漸漸逼近極限。 

同樣大成問題的，是如王教授書中所稱，國家控制的資源越多，就越助長腐敗。畢竟，靠勤勞致富尤其實業致富是太難了。但國家的塊頭之大，大到隨便拔根毛下來，都比自己腰粗的地步。只要能用權力攪買賣，不難一夜暴富。如此誘惑，非常人所能抗拒，如何算計國家，敲詐國家，綁架國家，即如何設租、尋租就會形成為巨大的黑色產業鏈。一個個特殊利益集團就會如血吸蟲頑強地盤附其間。 

這就最終導致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國家的異化，就是如經典作家一再警告的趨勢，國家從社會公仆蛻變為社會主人的趨勢。國家只是手段，本來是為社會量身定做的。但是如果國家成了憑借強制性職能掠奪社會的財富黑洞，血吸蟲可借這個財富黑洞盡情吸食社會財富，這種吸食就會上癮，對財富黑洞的依賴就會須臾不可離。那么國家本身就成了目的，社會反而成了手段，成了為國家量身定做社會了。新的全能國家體制，即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的國家體制，至此不難噴薄而出。 

放任國家的掠奪之手會何等可怕，已無可爭辯。但要捆住國家的掠奪之手，又談何容易，如果沒有社會力量的快速成長，如果社會力量跟國家力量過于不對稱，一切皆無從談起。那么社會力量怎樣才能快速成長呢？王教授的書提供了兩個重要的思路，其一是從經濟政策入手，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書中相當篇幅，即為中小企業鼓與呼，即為中小企業獻計獻策。如果發展戰略能如作者所呼吁的，從一味傾心于做強做大國企變為以中小企業為國家經濟支柱，經濟上的分權自不難實現，國家與社會在財富分配上的過度不均自不難扭轉。 

再就是社會政策，王教授這方面的主要思路，是適應發展方式轉換的需要，國家把原來的生產性投入，大多轉向人力資本投入。即國家以培養人力資本為其重要任務。比如，給中產階級減免個稅和大規模退稅，以在經濟上為中產階級排憂解難，加速中產階級的成長。比如，國家為學生提供營養午餐尤其是為窮人的孩子提供免費營養午餐，這樣來最大限度吸引窮人的孩子上學，保證普及教育一個都不能少。從這些具體的政策建議，不難想見作者的拳拳之心。 

讀著王教授的書，我不時有一種沖動，那就是趕緊把它推薦給公眾和決策者。它可以讓公眾明理，知道國富民窮的癥結何在，即知道自己命運的癥結何在，以及知道改變的秘訣。它也可以讓決策者明勢，讓他們知道“一切操之于我”的財富分配模式，即倒金字塔型的財富分配模式，恰恰是我們社會中最危險的因素。如果知識界不再是一味地吵架和打架，而是都這樣向廟堂和江湖同時喊話，喊的不是空話，每個字每句話都像麥穗那樣沉甸甸富有見識，既富有批判性又富有建設性，這于中國轉型無疑更有裨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全面正?；?，也才能夠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