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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失落的一代”的思考 

在這里，我想介紹一下我的書中幾個與當時的歷史和知青這一代有關的結論。 

1.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 

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上山下鄉運動在知青，知青父母，農民和地方干部之中都引起了很強烈的不滿情緒。盡管如此，這個政策還是持續到1980年?？雌饋?，領導人推行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是比較重要的。我把這些不同的動機分為四類： 

—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消滅社會差別） 

—政治動機（恢復秩序，強化毛的權威） 

—積極的社會經濟動機（開發農村和邊疆地區） 

—消極的社會經濟動機（減緩城市發展和城市就業）。 

很多學者認為最主要而且是有決定性的動機是城市就業問題。其它的只是次要的，甚至是假的（只有宣傳作用的）動機。我的看法則不一樣。我認為不能一概而論。分析從1950年代到1980年下鄉政策的演變，我覺得應該分清兩個不同的思維邏輯：一個是務實派領導的邏輯，另一個就是最高領導人，唯一意識形態的提供者（毛澤東）的邏輯。而在不同的時期，這兩個思維邏輯的輕重就不同。 

文革前，特別是大躍進引起的經濟災難以后，主要的動機就是減輕城市負擔。但是1968年后，最主要的動機是屬于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假如減少城市勞動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動機，怎么解釋從1968年到1977年當知青大規模下放農村的時候，大約同樣數字的農民在城市里得到了永久性的雇傭？當時政府靠戶口制度可以制止這次城鄉人口大交流。文革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強調要政治掛帥。從1960年開始，他一直發出警告，中國有可能“變色”，變成蘇聯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他特別擔心中國青年一代可能忘記老一輩堅持的“無產階級革命觀”。而且他認為學校教育是危險的，年輕“知識分子”要想挽救自己，就要與工農兵打成一片。此外，他越老就越擔心他將來的歷史地位。對他來說，改造在文革前受了“修正主義教育”的新一代人，培養“革命接班人”是主要目標，把自己的“偉大”藍圖強加于中國的現實上是無比重要的。所以，評價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與對毛政權的理解是有密切聯系的。我認為不要用西方的或中國現在的經濟理性主義來理解毛澤東的中國。 

當然，毛也需要務實派領導及一般的干部來執行下鄉政策。他們雙方是互相需要的。1973年，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的時候，為了給下鄉運動新的活力，雙方妥協。但是到毛澤東去世為止，這種妥協一直是很脆弱的，經常發生動搖。在激進派和務實派之間，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沖突不斷地出現。1978底，當務實派和他們的經濟為首的邏輯正在取得勝利的時候，在新的知青工作會議上領導層達成了新的共識：下鄉政策終將取消，但為了避免給城市帶來就業問題，這項工作還要持續“若干年”，而且一部分在鄉知青要一輩子留在那兒。但是，實際上山下鄉運動很快就結束，而且一場“回城風”很快就把知青帶回城市里了。怎么解釋上山下鄉運動的突然終結呢 ? 

2，社會抵制的原因和效果 

1968年后，下鄉政策很快就引起了社會，特別是知青自己的不滿情緒。知青下鄉不是真的自愿的，自愿的也不可能變成“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因為他們遇到太多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困難。他們很難適應鄉下的生活條件，也無法融入農村社會。在當時的社會上，他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個人的前途也很模糊，因為他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知青對下鄉政策有各種形式的抵制。1978年以前，這種抵制只能是消極的。消極抵抗包括各種“不正之風”，犯罪活動以及次文化現象（如地下文學，知青歌等），也包括各種為了獲得回城機會或非法回城或非法過境的活動。這些活動對當時的社會道德有比較嚴重的負面影響。 

1978年底，全國工作會議尚未結束，云南西雙版納地區的農場知青就發起了一場運動，他們以請愿書，游行，罷工及派代表去北京來要求當局批準他們回城。全國其它地方的知青也公開表示要回城，有些地區的知青未經許可就一波一波地擠進火車打道回家。當時知青將這次“回城風”稱為“勝利大逃亡”。除了個別情況（主要是與農民結婚的知青和文革前下放到新疆的上海知青），政府終于同意他們回城。 

在紅衛兵運動的時候，文革前的知青已經進行了公開的抵抗。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知青趁機回城鬧革命。很多知青自己成立紅衛兵組織，要求批準他們回城，但是1967年他們受到很大的壓力后，就不得不回鄉下去。美國學者 Stanley Rosen在1981年出版有關廣州知青在文革中的角色的書里，認為兩個時期（1966-1968年和1978-1979年）知青的呼吁與反抗很相似。 

我認為雖然有些形式相同，但是兩個時期的情況和抵抗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反的。文革的時候，政治環境對要求回城的知青非常不利。因為當時的極端理想主義，他們的要求很容易被扣上“自私”的帽子。因為他們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還不很大，而且大多數人都是“出身不好”的，所以他們沒法反抗當權者的意志。反而，1978-1979年的時候，政治環境對知青很有利：為了取得新的合法性，中共改革派開始批評和改正文革中的很多政策。知青就可以自稱為文革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在運動開展了十年以后，對這個政策有抵制情緒的人，主要是知青和他們的家人，已經占城市人口相當大的比例（當時，只是在農村和已經回城的知青已占城市人口大約15％的比例）。1979年，中國政府在宣傳和組織工作上花了很大的力量來執行前面提過的工作會議的決定。他們知道就業情況特別緊張，因為1962-1964年出生的城市人口（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新生兒高潮）正在達到就業年齡。但是當局無法阻擋回城的潮流。從1978年底到1980年初，大約600萬知青回城（這個高潮比十年前，即1968年底到1970年初大約500萬知青下鄉的那一個高潮還要巨大）。 

上山下鄉運動的突然崩潰有幾個歷史意義。第一，它表明在客觀歷史上，就業人口的變動沒有決定這個運動的命運。反而，就業情況最緊張的時候，是大多數知青回城和下放政策停頓的時候。第二，大轉變的一年不是1976年（所謂“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而是1978年。那一年有關上山下鄉政策的辯論和年底開始的“勝利大逃亡”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雖然政治制度沒有基本的變化，但是從1978年開始，國家體制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不可忽略的演變。領導人已放棄了制造“新人”和邁向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計劃，他們把“四個現代化”放在首位，所以他們不得不承認社會各階層有一些基本利益，也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間來發揮其經濟活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再發動一場1968年那樣的無視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的運動，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知識青年的積極抵抗可以強迫政府讓步。這次社會抵抗的勝利反映著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