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的藝術

在針對中國出口的各種反傾銷、反補貼浪潮的推動之下，歐美等國再次要求人民幣升值，從而將“人民幣升值”的話題又推上風口浪尖，更使中國面臨兩難抉擇。在中國經濟增長基礎尚未穩固恢復的情況下冒然提高人民幣匯率，必將給中國剛剛開始回暖的出口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進而延緩中國經濟復蘇步伐。但是，如果中國對于“人民幣升值”的輿論不做任何回應，又可能給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貼上合理的標簽。

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既不能一味地消極回避，也不能被動回應不合理要求提高人民幣匯率，重蹈日本“廣場協定”之覆轍，而應結合當前實際，保持當前匯率穩定，在轉變自身經濟結構的同時改善對外貿易環境，避免人民幣匯率成為“眾矢之的”。

人民幣壓力增大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受制于收入增長放緩、財富水平下降等情況，美國個人消費進一步萎靡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經濟增長亦因此缺少穩固支撐。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消費者行為已悄然發生改變：2009年8月，美國個人儲蓄率從2007年末的0.4%升至3%，其中，2009年5月更是躥至6.9%的高位?？梢韵胂?，如果消費模式徹底改變，那么衰退的深度和持續時間都將大幅度超出預期。加之信貸緊縮的“跨界傳染”以及行業信用水平的普遍下降，以汽車等行業為代表的工業產值收縮速度進一步加快，這對美國經濟的復蘇更可謂“雪上加霜”。

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動美國經濟有兩個選擇，其一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發展新能源，其二是實施弱勢美元政策。為此，奧巴馬“經濟復興計劃”提出不僅將通過加大政府投資和減稅，促進美國投資和消費反彈，刺激經濟復蘇，解決目前所面臨的經濟衰退和嚴重失業的問題，而且通過對新能源研發的投入，減輕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對自身的影響，達到培育美國新經濟增長點的效果，改善美國經濟結構，使美國經濟盡快走出陰霾。但是，盡管新能源革命具有極高的推動力，其研發、推廣與應用所需周期很長，短期內難以立竿見影，因此無法作為美國應對當前危機、擴大就業、挽救市場的應急舉措。相比之下，利用弱勢美元政策不僅能勾銷自己的債務，而且能夠提升本國產品出口的競爭力，提振本國制造業，解決當前的就業危機和削減巨大的貿易赤字。因此，對美國而言，其施行的弱勢美元政策反而有很強的政治和經濟目的。

由于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美元對歐元等貨幣的持續貶值也就間接導致了人民幣對歐元的不斷貶值。加之近段時間以來，中國出口在海外市場的份額持續上升，這無疑給歐美國家提供了重新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的理由，以期通過本幣貶值或者逼迫人民幣升值來提高本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擴大貿易順差或者減少貿易赤字，帶動本國經濟增長。

不過，筆者認為，人民幣升值無論是對中國自身，還是對世界經濟的復蘇都是不利的。事實上，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狀況。不僅如此，中國經濟剛剛回暖，仍然較為脆弱，如果西方發達國家本次忽略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的作用，迫使中國拉高人民幣匯率，一旦中國經濟陷入低谷，西方國家相關企業勢必遭受重大損失。所以，企圖通過人民幣升值來解決問題的做法既損人又不利己。

積極應對

長久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再“老調重彈”，無論中國最終能否變被動為主動，代價都是很大的。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還需完善自身，提高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實力，保持經濟穩定持續增長。

首先，擴大內需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從2008年11月起至今年9月，中國出口連續11個月同比增幅為負，9月出口增幅-21%，較8月的-23.4%降幅有所收窄，但出口恢復仍很緩慢，且世界經濟全面回暖后，出口能否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尚不明朗，多年來的出口拉動型增長難以為繼，外需下降已成不爭的事實，因此內需才是今后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短期內，投資拉動對內需的擴大作用較為明顯，但政府投資還是占據了絕大部分，后危機時代更應關注民間投資的進入；長期來看，擴大消費才是保證社會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為此，還需要收入分配機制、社會保障體系等多方面的配合，通過提高居民相對收入，解決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幾大問題，解除人們的后顧之憂，使已有的消費需求得到有效釋放。

其次，出口退稅制度亟須調整。2008年8月至今，中國相繼7次調高出口退稅率。使得出口退稅成為重要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工具。盡管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出口退稅曾為刺激出口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本輪金融危機下，以歐美為代表的主要進口市場需求疲軟，此時試圖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來保出口，效果恐難與1997年相提并論。因此，此輪出口退稅率的調整目標，應主要放在調節產業結構上，通過對不同產業退稅率的區別對待傳達政策意圖，與4萬億擴大內需政策相配合，逐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與此同時，出口退稅率的提高還存在兩個負面作用：其一，出口退稅率提高后，進口方會對中國出口產品進行壓價，拿走相當一部分的退稅利潤，實際上將出口退稅變相補貼給了進口方；其二，近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若繼續利用價格優勢出口產品恐將引致更多的貿易摩擦。因此，我國對出口退稅制度應逐漸弱化政策工具職能，而將其作為消除雙重征稅的基本貿易制度，逐步形成相對穩定的退稅機制，并將實現零稅率作為長期目標。把對出口導向型企業的補貼、對有關產業的扶持放在其他環節，如政策支持、費用減免等，使相關政策真正惠及中國企業。

再次，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制度建設。據WTO統計，中國已經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三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歷年來，我國多注重通過單一外交談判來解決貿易爭端，忽略相關法律制定的重要性，談判結果往往不盡人意。因此，要解決貿易摩擦，還需加強對國際經貿規則的研究，善于運用法律規則來解決貿易摩擦，維護國家和企業的權益。一方面，政府應積極參與國際談判，主動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從源頭上消除對我國出口不利的因素，最大程度上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中國應注重完善國內相關法律法規，加強行業自律，盡快建立中國的技術標準和法規體系，用技術法規、技術標準、合格評定程序等手段規范國內企業，合法保護國內產業安全，并加強對貿易國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研究，提早制定應對措施。

此外，還應堅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國外匯儲備多年來不斷攀升，截至今年6月已突破2萬億美元，是全球第二大外匯儲備國日本的兩倍，這不但使宏觀調控難度加大，還可能使中外摩擦進一步升級。而人民幣國際化能夠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中減少匯率風險，促進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并獲得國際鑄幣稅收入，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一狀況。加之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美元走弱，更為我國提供了一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向前邁進的機遇。為了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當前中國應完善金融體系，提高監管水平，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以穩定的宏觀環境和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堅強后盾，與此同時，加快金融機構“走出去”的步伐，為境外人民幣業務提供必要的金融機構的支持，提供人民幣回流的渠道，逐步為人民幣國際化鋪平道路。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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