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資本開放 專家談利弊
“我們在密切關注美信貸危機，如何采取措施尚在研究之中，就此并未出臺新的政策；資本管制方面，一切還是按既定政策實施?！?月25日，一位國家外匯管理局官員也告訴本報：“畢竟，防范資本流動沖擊是一項長期任務，目前不會為此而做特別的調整?！?
如何開放
現在“或許不是討論資本開放的時候，而應該研究如何加強資本管制?！币晃唤鹑趯＜冶硎?。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也說，金融資本是追求高風險高利潤的“不良貨幣”，趨利是第一目的，此時它們正在伺機尋找資產市場調整后帶來的商機，其“流入”就是賭人民幣升值，動機強烈，而一旦有風吹草動，又會大量撤退給金融造成重創；因此，現在絕對不能開放資本項目，搞所謂的資本自由化。
正如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因為資本項目未開放，對中國的波及面較小，此次由于資本項目一定程度的開放，其負面影響則遠甚于10年前的金融危機。
“波及程度與資本項目開放度幾乎成正比，經濟一體化越緊密影響面越廣?！鄙鲜鰧＜艺J為。
實際上，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曾公開許諾：經常項目下的貨幣可兌換不會逆轉；對資本項目的管制措施不會增加；未來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的目標不變。盡管對外保持低調，但我國資本項目開放的進程一直沒有停止。
據有關部門分析，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現狀大致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資本項下的43個交易項目，中國完全可兌換或者基本可兌換的已經有12項 (經登記或核準)，占28%；目前有限制兌換的16項，占37%，禁止的15項，占35%。即中國資本項目下可自由兌換的交易項目已經超過了1/2。
因此，“我國資本項目已具相當程度的開放，對資本項目開放的爭議或許不應停留在‘是否開放’‘何時開放’階段，而是解決‘如何開放’的問題?！?
盡管，就國際經驗看，資本管制在長期內的效力會逐漸衰減，其成本也會不斷上升，但資本管制在短期內仍能影響到國際資本的流動。因此“在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的過程中，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仍是需要保留的政策措施?！痹袊鴩H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教授吳念魯說。
“否則，當大量趨利的國際游資流向發生逆轉，突然大量出逃之時，便會動搖我們的經濟根基?！眳悄铘斦f。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前實施的新《外匯管理條例》中，外管局只是保留舊條例的11項對“流出”的限制，新加入了12項對“流入”的限制，并將在近期內出臺一系列“流入”方面的實施細則。
“我們沒有對‘流出’做出新的約定，基于此次金融危險，是否做調整，還取決于央行與銀監會的商榷結果?！鄙鲜鐾夤芫止賳T表示，“具體則需要根據主動可控原則推進改革?！?
開放時間表
無論如何，“資本開放應該有時間表，從日本、英國、德國的經驗看，其開放時間分別為16、18、20年，日本自1964年經常賬戶開放到1981年資本賬戶開放時間為16年，既便按20年算，中國從1996年的經常賬戶開放到資本開放時間最遲應為2016年?！眳悄铘敱硎?。
在吳念魯看來，實際上自2012年以后，中國人均GDP、貿易額均應超過日本，不管是經濟實力，還是國民素質，已經有條件完全開放資本項目?！袄碚撋?，還有8年的時間可實現資本完全開放，似乎已很充裕了?！?
不過，這只是學者的看法，在決策層眼中，并無資本開放時間表，其既定目標甚至于不會因此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白鰹楦邔?，心中應該有一個表，如2012年還是2014年開放？不妨按照循序漸進、審時度勢的原則拿出幾套方案，這樣反過來還能更好地促使我們完善人民幣可兌換和國際化的進程?！眳悄铘斦f。
而值得一提的是，外管局綜合管理司副司長管濤曾表示，在資本賬戶開放之時，應考慮其他方面的配套條件——如將來形勢逆轉之后，該渠道是否可以控制。此外，加強監測預警，并觀察國際收支賬戶數據，要跟其他賬戶的數據進行交叉核對，以及建設一定深度和廣度的金融市場、建立健康的銀行部門和進行恰當的金融監管；并發揮價格調節的作用，最終實現綜合治理。
就此，蘇黎世金融服務集團首席投資官MartinSenn（沈文天）說，在金融實力以及風險管理能力不到位之時，政府機構加強金融監管抵御危機顯然是當下的明智選擇。換言之，尤其是現在，任何急于“走過出、引進來”的做法都有待商榷?！捌┤?，蘇黎世的決策只有當對敞口風險完全進行對沖時，才會決定采納實施與否，而不是為了簡單增加收入或單純某個目的?！?
此外，有專家建議，此次金融危機也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次契機；因為，從貨幣兌換的角度分析，實行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經之路?！耙蚨?，我國在對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進程的設計中，應前瞻性地將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因素考慮進去?！?
吳念魯說，目前資本賬戶沒有開放，確有好處，但當GDP達到一定程度，不開放資本項目，對經濟發展則會起到不利的作用，因為更好地融入國際社會，引進來與走出去要相匹配，實現綜合均衡管理。屆時，如果人民幣可兌換了，熱錢的沖擊以及資本外流都會得到緩解。
中央黨校經濟部主任王東京認為，就中國歷史背景而言，此輪金融危機與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如人民幣升值，出口產品價格高企，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從投資、出口等轉變為消費型；國企改革，安署下崗職工，中小企業融資鏈條斷裂；1998年的機構改革與現在的大部委改革；最后是自然災害等。
“因此，不妨借鑒當時穩定匯率的做法?！蓖鯑|京說，“此種情況下，一定不能放松資本管制，更無從談起資本完全性開放?！?
至于資本開放與匯率的關聯性，王東京說，用蒙代爾的“鐵三角”（貸幣發行權、自由結匯、匯率穩定）也許可以詮釋，在三個因素當中，通常只能同時任選兩個。如香港未設立央行，其選擇的匯率穩定與自由結匯；而中國固然不能放棄貨幣發行權，但又要保證匯率穩定，以及不能實現自由結匯，即三個因素都要追求——這樣難免會有時陷入“兩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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