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9日在廈門，來自各國主管投資的50多位部長以及其他相關官員在第二屆世界投資論壇的國際投資協定年會上就推動國際投資協定體系及相應規則改革進行了討論。

討論中，各方一致認為，國際投資協定制度的系統性演化正在形成，將潛在地朝著更加一致、平衡和有效的國際投資制度發展。

“正在與相關國際組織合作，將試圖推動國際投資進入一個新時代?！甭摵蠂Q發會議秘書長素帕猜說。

正在演化的國際投資協定

9月7日，在第二屆世界投資論壇的國際投資協定年會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法律顧問發言的RhodaWeeks-Brown直接引入正題?！百Y本的流動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有好處的同時也存在很大的危險?！盧hodaWeeks-Brown說。

金融危機期間，作為吸引FDI并試圖從FDI中獲益的一部分，各國繼續協商國際投資協定。2009年締結了211個國際投資協定，平均而言約每周簽下四個協定。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發布的《2010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FDI流量在2009年下半年開始見底，此后于2010年上半年出現小幅回升。

而危機過后，經濟刺激方案對外國投資產生的影響也逐步顯現，各國的投資政策呈現出二元性：一方面，力求進一步實行投資自由化和投資促進；另一方面，則力求加強投資管制，爭取實現公共政策目標。

資本的自由流動和監管與投資者和東道主國家利益之間的平衡問題正在凸顯。2009年開始，這種矛盾通過逐漸增多的國際投資協定體系集中體現，使得國際投資協定制度的未來方向模糊不清、爭議頗多。

名目繁雜以及更為廣泛的經濟協議涵蓋了類似于投資協定的投資協議，國際投資協定制度已經被刻畫成相互重疊甚至于自相矛盾的規則的集合。

“我們認為國際資本流動與宏觀經濟以及金融穩定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太過自由化地進行對一些國家可能過早了，大家需要考慮的是目前的速度和順序?！盧hodaWeeks-Brown說。

RhodaWeeks-Brown的發言談到了第一個需要解決的焦點問題，即投資者和東道國之間權利和責任的協議以及經濟和其他公共政策目標 （諸如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

現在這種挑戰尤其困難，各國正努力克服金融、經濟、能源、食品和氣候危機——對全球經濟和發展目標有深遠的影響。政策制定者需要確保他們的危機反應措施沒有影響到投資者的決定，或者導致投資關系不確定性增加。

當投資者與東道國與上述相關的憲法、法律或者法規存在矛盾時，投資協定的談判該怎樣進行？是否應該出臺相對統一的標準？這種標準制定的依據是什么？這些問題均沒有蓋棺論定的答案。

中國商務部條約和法律司司長李玲談到了國際投資協定發展中遇到的第二個瓶頸問題，即投資協定仲裁是不是能妥當地解決爭端程序？當投資者和東道國發生問題究竟應該讓誰來解決？

與國際投資協定制度的擴張并行的是ISDS（投資者與東道國爭端解決，即投資協定仲裁）案件數量持續增長。

2009年至少發起了32個基于投資者與東道國爭端解決案件的新條約，截至2010年底已知案件總數達到了357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