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的未來
也許穆沙拉夫會像這個國家歷史上許多由軍而政的強人一樣，迎接類似的命運：或是客死他鄉，或是寂寂無名地終老于故土，或是在一起神秘的爆炸事件中遇害。他擔任總統的九年光陰，也許只會轉化為枯燥的史書里的寥寥數語，“穆沙拉夫”四個字也會像阿尤布·汗、葉海亞·汗、齊亞·哈克等一樣，很快變成一個讓人感覺陌生的名字。但他所留下的這個國家，依然處于一種紛亂的境地：貧困與腐敗交織、爆炸事件頻繁、族群沖突不斷、鄰國虎視眈眈。在穆沙拉夫這個共同的敵人消失后，在素來不和的人民黨與穆斯林聯盟 （謝里夫派）之間，新的裂痕已經顯現。巴基斯坦開國領袖真納的大國夢，在今天與在當時一樣遙遠。
但或許用 “獨裁者”一詞來形容穆沙拉夫，并無助于人們理解情勢的復雜性：在巴基斯坦邊境上的部落地區，人們服從族長而不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在他的統治時期，司法體系仍能與他分庭抗禮；多黨制和選舉制在延續，民眾在不滿時可以走上街頭；他曾有許多違憲的舉動，但最終以合法途徑下臺一事，說明憲政準則仍在得到維護。他曾經領導的似乎是一種混合性質的政府，是亞洲專制傳統、宗教與部落忠誠、西方政體與理念的一種混雜的嫁接。
可能是由于承襲了類似的社會結構，巴基斯坦的歷史呈現出與一些東南亞國家相似的現象：文官當政與將軍統治的循環交替。武人常常以文官政府的腐敗、無能、戰爭失利為理由奪權，而同樣的原因也往往令民眾對武人失去信心，逼迫他們還政于民。例如，1999年的巴基斯坦人與2006年的泰國人一樣，大多支持或默認一場軍隊發動的不流血又恢復秩序的政變，而九年之后，穆沙拉夫由于近乎徹底的喪失民心，眾叛親離，不得不下臺，權力復歸于政黨和議員。
所以巴基斯坦的真正問題在于，如何治療這一經久難愈的頑疾。它像是這個國家一種固定的基因組合，在遭遇內憂外患時突然發作，給社會肌體帶來虛幻的安寧，卻使弊病延續。對于病因，人們有不同的解釋——那些權力欲強烈的“國情決定論者”，常把問題歸咎于因民主制而生的混亂，這其實是將本不應由民主承擔的罪責強加在民主的頭上；而教條的“政體決定論者”，又把一種僅以選舉與代議制為內容的民主奉為神圣的符咒，但事實卻是，巴基斯坦歷史上許多駭人聽聞的政府腐敗、任人唯親、打壓異己的行為，發生在民選領導人的任期。
此次穆沙拉夫的辭職，與其說是由于反對黨的逼迫，不如說是由于軍方的轉向，而軍方的轉向與其說是出于對憲法的尊重，不如說是出于對民意變化的體察。但單靠一時群情激憤推動的民主復歸，其可維系性究竟有多強？重新開放的民主之花如何度過經濟困境與社會動蕩糾結的嚴冬，不為另一場政變摧折？
與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歷史尚短的巴基斯坦一直受到兩股相反力量的牽拉：一股是大眾的孤離渙散、有名無實的民主機構、鉗制言論、軍人干政、宗教狂熱，另一股是更有組織性的公民社會、更均衡的權力關系、新聞自由、軍政分離、信仰寬容。穆沙拉夫之后的巴基斯坦是像它的西鄰阿富汗那樣，落入“崩潰國家”的深淵，還是跌跌撞撞地延續它六十年來的道路，在短暫的“治”與“亂”之間反復徘徊，抑或是像它的東鄰印度那樣，日漸成為人人稱羨的“亞洲崛起”的典型，將取決于第一股力量如何弱化，第二股力量如何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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