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陳勇 從接到通知到到達現場，我花了1天1夜。一路山路崎嶇陡峭，再加上是夜路，司機和我的精神都高度緊張，生怕拐錯彎。一路上，迎面而來的都是從舟曲返回拉運救援物資的車輛。

等到達兩河口和舟曲交界地時，天已微亮。路口的交警把我們攔了下來，告知說車子不能通行，要想進去只能步行17公里。沒有辦法，把包車的錢付了，讓司機離去，自己站在路口等待，希望能搭個順風車。通州飯店門口也有免費送災民進城的面的，但都不能直接到達縣城。當地警方在沿路設置了三道卡，只要是記者、災民或無關車輛，都只能徒步行進。

焦慮中，接到同行一個哥們的電話，說他們的車馬上到交界處，可以捎上我。掛完電話，大喜。不久，車輛抵達，但車上的人卻個個身穿消防迷彩服。見我不理解，哥們解釋說，只有這身裝備才能暢通無阻。果然，之后幾天我們一路暢行。直到消防部隊撤離了，裝備才失靈，我們只好去軍需用品店買了警訓服，化妝成成都特警驅車進入。為了裝得更像點，他們讓理平頭的我坐在前面的位置上，不說話裝深沉，所有對答都由司機來應付。

此外，由于舟曲缺水和食物，我包里除了電腦、相機外，就是泡面、和礦泉水，每天背著幾十斤重的包來回奔波。在采訪政府時，能蹭吃就吃，不讓吃就餓著，等回到了舟曲縣政府9樓的新聞中心后再泡面。除了吃，住也是大問題。沒有住的，大家只能躺在新聞中心的桌子上、椅子上、地上以及陽臺，條件好的自帶帳篷，但也是男女“同睡”，把資源最大化利用。也有個別記者和老鄉達成協議，采訪幾天，在其家里租住幾日，完了給點感謝費。新聞中心里的椅子和桌子是必爭物，得眼明手快，不然連睡的地方都沒有。一到晚上，幾百個記者各式各樣姿勢的躺著，陣容十分壯觀。

在舟曲的五日里，感受最深除了悲哀就是尸臭。滿山的災民和救援部隊，哀痛的老人和昏厥的婦女，還有天真的孩子形成一幅強烈鮮明的圖畫。災難剛發生時，這里沒有水和食物，災民們只能靠政府發放的一包泡面、兩個饃饃和一瓶礦泉水糊口。每個救災帳篷里都住著幾戶人家，橫七豎八的躺成一排。

順著泥石流下來的方向走了5個小時，三眼峪的路十分難走，不小心一腳下去就被陷了，所以每走一步都是左看右顧的。在經過一個岔口后，再往里大概3-4公里才到達第一道攔阻壩，一路進去共有10余道。從現場遺留的一截壩體來看，這些攔阻壩均用大理石水泥砌成，里面填充著石頭雜草，并沒有使用鋼筋混凝土。

對此，村民們異議聲很大。

曾任過三眼村村干部的周華（化名）說，每年開會縣人代表和村里都有人專門反映這個問題，可最后就是沒有得到重視。

周華說，每年的錢，政府大部分都拿來修景區了。周華家里這次失去了了9個親人，存折和錢都沒拿出來。我問他以后有啥想法，他擦了下眼角說，能怎么樣，平頭百姓一個，怎么活，等政府安排。

中科院成都山地災害與自然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馬東濤說，整個工程規劃總投資為929.59萬元，實際最終的投資卻只有400萬元。

馬東濤坦言，由于后續資金的不足，造成后續的防御工程的缺失。在1999年一期完工時，除了10道攔阻壩，排導工程卻未能實施。

在兩河口通往舟曲縣城的17公里路上，沿路多個地方設有警示標志，表明舟曲為泥石流重災害區。然而長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員會在舟曲成立的20個多個監測點，均因經費不足而被撤銷。

舟曲縣水土保持局一位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訴苦說，不是他們不想，只是錢不夠，人手也不夠。

在舟曲數日，站在月圓村遺址舉目望去，三眼峪所在的峪門山，群峰盡禿，幾乎看不到綠，只有走近了才能看到丁點綠色。羅家峪和三眼峪溝口處，兩邊的陡坡上連野草都甚少看見，偶爾能見到人工種植的樹木。而此前的舟曲，卻是古松參天，綠意可人。

舟曲縣縣長迭目江騰說，舟曲幾十年來為國家貢獻了上百億立方米的木材，為經濟發展做了巨大的貢獻。

當地縣志顯示，在1949年前，舟曲有著“藏區江南，泉城舟曲”的美名。1958年“大躍進”時期，舟曲的森林資源遭受到嚴重掠奪性破壞。從1952年8月舟曲林業局成立到1990年，累計采伐森林189.75萬畝，許多地方的森林成為殘敗的次生林，加上民用木材和亂砍濫伐、倒賣盜用，全縣森林面積每年以10萬立方米的速度減少，植被破壞嚴重，生態環境遭到超限度破壞。而修路開挖山體等導致巖體松動，引發了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

此外，作為泥石流危害區，溝口應被定為不宜居住的地方，而舟曲縣卻又在此設立居住區，受災的兩個鄉城關和江盤都是人口密集區。

家住白龍江對岸，目睹了整個泥石流事故的一位地方官員告訴我說，植被破壞，預警措施，水土流失，以及河床河道亂占，才造成了今天的悲劇。

國土部某官員和我私下說，就這個地方還是全國首批地質災害群測群防的“十有縣”，被國家通報表揚過的。

就是這樣一個被表揚的縣城，此次發生的泥石流災害死亡人數是十年來全國的總和。

我不禁設想：如果防御工程能投資到位，監測點經費充足，植被不會破壞等等，今天也許會是另外一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