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第二代”(2)

住房是這些進城的農民工們最大的困擾。為了節約房租，很多農民工幾家人合租一間屋子，在床邊拉一道簾子，保留最底線的隱私。

何愛萍和她的老鄉每天早上背著裝了擦鞋工具的箱子，走20來分鐘的路到車公廟擺攤，有活兒干的時候干活，沒活兒的時候和老鄉家長里短地聊天，或者干脆默不作聲坐著。下午四五點她們收攤回家，到上沙附近的菜場買點菜回去做晚飯。

何愛萍還有一個女兒，留在老家的鎮上念書。她從來沒想過要把女兒帶到深圳上學，高昂的借讀費對于她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她不知道深圳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可以為外來農民工提供就業指導和職業介紹，更沒想過自己能不能像城里人一樣買社會保險，“掙這么一點錢，花都不夠花，還買什么保險?！?

當被問到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五年，覺得自己是不是深圳人時，何愛萍大笑：“怎么會是深圳人呢？區別好大呀，深圳人早上起來跳舞，晚上吃了飯還跳舞，我們一起來就搬箱子，哪里是深圳人！”

“想留在深圳嗎？”

“想啊，想留在深圳擦一輩子的鞋?！焙螑燮颊f。

何愛萍承認，現在回老家有點不習慣了。老家夏天很熱，冬天很冷，沒有自來水，用水要去河里擔。有一次何愛萍想沖涼，又嫌擔回來的水不干凈，有泥腥味兒。

對何愛萍來說，老家的好處是空氣清新，住得舒服，她家蓋了一棟兩層小樓。最重要的是在老家不受氣，不會被瞧不起。她老公一煩起來就說：“回家！回家！”

除了生活上的不習慣，回老家最大的不好是掙不到錢。何愛萍擦鞋每個月能掙千把塊錢，相當于在老家種一年地的收入。她出來五年，只回去過了一個春節，一年到頭掙不了多少錢，舍不得花在路上。

都市望鄉人

何愛萍回老家已經無地可種。

她家分得的田地大部分被隊里收回，承包給別人養螃蟹。承包的收入歸大隊，何愛萍不用再向隊里交錢，以前每畝地需要給大隊交兩三百塊。

剩下的幾分田，70多歲的婆婆種了些蔬菜，基本能自給自足。

村民們不再像十幾年前一樣安于種地種菜，要不出去打工，要不承包田地做養殖。何愛萍居住的村子里，大部分田都被收走承包出去養螃蟹，養黃鱔。養殖業像賭博一樣，風險很大，有時賺得很多，有時虧得很厲害。

村子里很少能見到像何愛萍這樣年紀的人，留守的不是高齡的老人，就是年幼的孩子。青壯年一般都出去打工，學齡兒童一般被送到縣城或鎮上念書，因為村里讀書的條件很差。有些人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屋門前長滿了草。何愛萍家門口的草據說長了足足有一米高。

劉開明6月份做調研時考察了福建的9個村子，他看到那里田園荒蕪，人煙稀少。有一個村的戶籍人口300多人，常年居住的只有7個女性、5個男性，全都在60歲以上。到了晚上狗叫聲特別清脆，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

有一個戶籍人口2000多人的村子，只有一個村小學，6個老師，10個學生，大部分孩子都去鄰近的鎮上念書。

福建這些村子的田地大都被用來種植煙草等經濟作物，青壯年出去打工了，經常能看到80多歲的老人下田種地。

這種廢棄的景象被幾個意大利記者關注到，他們打算選一個典型的村莊，拍一組專題照片，名叫“被拋棄的農村”。

在劉開明看來，這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正?，F象。在發達國家，農村人口只占總人口10%左右，在中國，依然有超過50%的人口居住在鄉下。

源源不斷背井離鄉到城市務工的農民，與城市格格不入，又回不到荒棄的農村，劉開明認為這是政府的問題，也是一個悲劇性的問題?！叭魏我粋€國家如果有連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GDP年平均增長超過6%，所有的國民都應該有體面的生活，不應該貧富懸殊這么大”，劉開明說，“要改善農民工的境遇，中國需要改革兩個制度，一個是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另一個就是給予農民充足的財產處置權，讓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出租或者出售，這個收入能幫助他們降低在城市的生活成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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