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強制拆遷，野蠻征地，以及農民“被上樓”等一些惡性事件的頻發也在不斷對國土資源部形成壓力。國務院此次文件的下發也意在規范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行為，遏制一些地方政府違規獲取城市建設用地的沖動。

2010年第132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便已有決議，要求試點的地方要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堅持局部試點、封閉運行、規范管理，不得擴大試點范圍。農村建設用地整治所騰出的土地首先要復墾為耕地，嚴禁以整治為名，擴大城鎮建設用地規模。對未經批準擅自開展掛鉤試點、超出試點范圍開展增減掛鉤和建設用地置換或擅自擴大掛鉤周轉指標規模的，要嚴肅追究有關地方政府負責人及相關人員的責任，并相應扣減土地利用年度計劃指標。

受此壓力，國土資源部近期也加大了對試點地區的監管。此前不久，成都首次面向開發商的農村建設用地指標交易被突然叫停。消息人士告訴記者，直接叫停此次“地票”交易的是國土資源部。

作為城鄉建設用地增加掛鉤的試點，成都的用意在于通過對經營性土地招拍掛市場設置農村建設用地指標這道準入門檻，迫使以開發商為主體的社會資金進入農村土地整治領域，以解決農村土地整治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農村建設用地指標只有通過從事農村土地整治，或者向從事這些工程的企業購買才能獲得。

但帶有贏利動機的開發商，進入復雜的農村整治市場，可能會導致農村整治工程性質的變味。而這一制度與招拍掛制度的結合，也可能給土地市場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房地產高級經濟師、土地估價師章林曉便持此一觀點，他稱，絕大多數開發商既沒資格也沒能力去綜合整治農村土地，只能通過競買指標進入經營性用地招拍掛市場。

成都的此次拍賣可能會導致土地招拍掛市場的門檻被大幅度提高，而部分擁有土地整治能力的企業有可能就此壟斷農村建設用地指標的供應。這一結果，對于構建城市反哺農村、城鄉統籌發展的長效機制未必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