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儲蓄率之惑

現在很多關于中國高儲蓄率的觀點多是割裂地看以上線索的一個片斷，然后得出一些結論。

如從收入到消費，我們可以分析出一些形成中國高儲蓄率的合理因素，如人口結構產生的紅利釋放，過去30年中國的人口參與率還在提高（能持續至2015年），贍養比例一直在降低；還有城市化、工業化和市場化改革推動的收入大幅提高；還有如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男孩未來成家需要更多的儲蓄積累；當然提得更多的如二次分配中社會保障體系嚴重缺陷，社會沒有建立一張安全的網，從而約束了家庭的消費欲望。

這些因素充分反映了一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基本規律，現階段中國家庭的高儲蓄基本也是符合這一規律的。

誰在做儲蓄？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分析儲蓄的部門結構，誰在做儲蓄呢？

本世紀以來，1999年-2007年，中國的總儲蓄率勁升了14.4個百分點，大致是這樣分配的：家庭貢獻了2.7個百分點（家庭儲蓄率從1999年的20.2%上升至2007年的22.9%），政府貢獻了5.4個百分點（政府儲蓄率從1999年的2.7%上升至2007年的8.1%），企業貢獻了6.3個百分點（企業儲蓄率從1999年的13.7%上升至2007年的20%）。政府和企業部門的儲蓄率一直在增加，家庭儲蓄率基本穩定，但家庭儲蓄在總儲蓄中所占份額卻在下降。

從這個角度開出的藥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領域，如大規模投入資金完善城鄉醫保體系；降低各類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并簡化稅率檔次；需要改善稅收體系，增加對高收入群體課稅；當然對于當下功效最為顯著的可能是大幅度提高國有企業的分紅比例，通過將壟斷部門的企業儲蓄直接轉化為公共服務投入，實際上相當于間接增加了家庭部門的收入。

在我看來，我們關于中國高儲蓄的研究還不能就此為止。因為圍繞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質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糾錯中“打轉轉”，依然未能抓住或者是回避掉了中國高儲蓄率異常增加的關鍵。

高儲蓄與高投資

如果我們僅停留于此而不進一步探討，還容易陷入另一個邏輯的誤區：高儲蓄成為了高投資的合理注解。

“想要中國老百姓消費太難，擴大投資是次優選擇”，“不要妖魔化投資”，這是我們常聽到的一些說法。在儲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前 （消費率不能有效提高前），吸收掉這些儲蓄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投資，一是出口，如果出口不能指望，就剩下投資，否則經濟要平衡，就只能減產（通貨緊縮）。為了免于通縮，于是擴大投資成了次優。

因此，正確理解從投資到要素分配的過程，或者講是初次分配過程，我們方能把握當下中國高儲蓄的精要以及未來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高儲蓄必然高投資”，這看起來更像為強化投資主導的合理性所作的注釋。當然高儲蓄意味著資金的價格相對低廉，刺激投資，但我們更應該看到這個表象的背后。一個政府和國企部門幾乎壟斷性地掌握了經濟增長所需的幾乎全部要素和資源的國家，只要他們愿意，在理論上都可以通過將要素及資源價格降至最低來支持投資的擴張。從這意義上講，關鍵還是要看高儲蓄在誰手中掌控，政府和其相關的企業部門剩余了越來越多錢，只能做投資，形成產能，別無選擇。同時他們壟斷了資源配置中樞（金融），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壓制家庭部門的儲蓄所得，獲取最大的投資收益。

“高投資必然高儲蓄”，這似乎倒是“必然”的。投資的經濟決定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資本（要素）的實際掌控者，這是個經濟規律。如果沒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調節的話，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從1997～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中國的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

在中國，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促成了高投資，而高投資反轉過來又進一步做高政府和企業的儲蓄，于是乎國內家庭形成的購買力越來越消費不掉投資形成的產能，就只能賣到國外去，變成順差。投資的經濟必然走向出口的經濟。

經濟模式的轉型

中國人自己在給自己造了一條高儲蓄的“懸河”，這樣走下去，中國的儲蓄率還會越來越高，而消費率還會越來越小。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使中國的高儲蓄率回歸正常的關鍵在于初次分配，而這決定于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既有的政府主導的依賴投資和出口的增長路徑進一步強化被證明為近十年中國高儲蓄率開始快速增長的根源。

扭轉這一趨勢的根本只能靠經濟模式的徹底轉型。未來如果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調節資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粗放式增長；打破金融壟斷，大幅降低私人部門和中小企業的稅負，支持其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現代制造業的價值鏈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絡，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從本質上講，中小企業就是做就業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觀上個體的效率決策，卻可以創造出一個宏觀上更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分配結構。大幅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終就形成了中產階層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產階層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市場，如果再加上社會保障和中國的城市化提速，這個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環才能持久。

具體來講，資源配置的中樞——金融部門的變革是關鍵中的關鍵。金融上的“劫貧濟富”制造了相當規模的中國剩余扭曲。

中國的金融結構基本由四大國有銀行和股票市場構成。但是，能夠從大型銀行和股票市場融資的，只有那些大型企業和富裕階層，而雇傭了超過80％中國勞動力的中小企業卻無法享受到金融服務。更關鍵的是，這種金融結構人為壓低了利率，導致用低存款利率向窮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貸款利率貸給大型企業和富人，相當于窮人在補貼富人，收入分配就會進一步惡化。根據黃少卿的測算，由于人為壓制存款利率，企業部門每年至少少支付了3個百分點的貸款利率給家庭，約合7850億元。

開放民間資本金融準入的禁區，實現金融普惠制是根本。當然，放松金融管制，推進利率市場化也是一個不錯的見效快的政策選項。如果存貸款利率都由市場決定，二者將更加接近。這對銀行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利差縮小將壓縮銀行的利潤空間，對家庭和企業來說則是一個好消息。由于儲蓄傾向較強，存款利率提高將顯著提升家庭收入。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 · 中國經濟要向消費主導型轉變 　|　 12-17
• · 收入分配改革：“控高”和“擴中” 　|　 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