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改變歷史的“北京時間”(2)

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兩千年的封建王朝、百余年的屈辱歷史、六十年的滄桑巨變……過去和現在，如何集合那萬千點滴，在百轉千回中匯成一個民族頑強生長的脈絡？

古老文明的榮耀、“中央帝國”的迷夢、山河破碎的痛楚、“巨龍騰飛”的輝煌……中國與世界，如何統攬這千年巨變，在跌宕起伏間呈現一個國家波瀾壯闊的轉身？

這正是考察中國問題的復雜性。新中國60年，不過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的時間片段，卻承載起中國現代化歷程中開天辟地的“歷史單元”，標注了幾近亡國滅種的中華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空間坐標”。從內部說，這60年關乎一個延續幾千年的古老文明的生死；從外部看，這60年涉及一個占世界人口1/5的東方大國的興衰。這兩大課題，恰與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救亡圖存、強國富民的兩大歷史使命相呼應，與中國共產黨人60年不變的治國理想相契合——

在前不久閉幕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再次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黨的偉大事業，再次強調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厥仔轮袊?0年歷程，一個主題格外突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一個路徑相當鮮明：中國人民堅定地把現代化視作走向復興的路徑。

現代化是一個過程，中國曾經被拋在這個過程之外。這是1949年之前一個多世紀里中華民族所遭受的苦難和屈辱的緣由，也是在此之后一個甲子里神州大地所發生的變遷與進步的動力。盡管直至今日，人們對現代化的具體內涵還有不同認識，但三百余年世界近代史演進所錘煉的共識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共同目標，是社會歷史進程中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如何應對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已經成為決定一個國家興衰的最終因素、成為決定一個民族命運的關鍵抉擇。

就讓我們沿著現代化這條主線，梳理時間和空間的坐標，由此來看新中國改天換地的貢獻，看60年滄桑巨變的意義。

（三）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日本明治維新……發端于歐洲的世界近代史，都是以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節點作為時間標志。在這個時間體系里，中國是一個落后者。

“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焙诟駹枌Α爸腥A帝國”近乎殘酷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卻表達了一種客觀的真實。魯迅先生慨嘆，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

循環往復的時間背后，盤桓著止步不前的社會進程。盡管也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當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風起云涌，人類向現代化目標大步邁進之時，東方的老大帝國依舊沉浸在封建帝制的落日余暉里。鴉片戰爭的隆隆炮響，將沉睡幾百年的中國，逼到現代化的大門口。在列強環伺瓜分豆析的民族生存危機之中，在落后了西歐工業革命一個世紀之后，中國被迫開始了現代化的“象征性”啟動。

從1840到1949，這百余年的抗爭中，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無數仁人志士的各種抗爭與探索，都是希望尋找中國現代化的捷徑，獲得走向現代世界的“入場券”。然而，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雖然慷慨激烈，卻都沒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一個使馬可·波羅驚嘆不已的東方大國，一頭拿破侖也不敢驚醒的睡獅，墜入危若累卵任人宰割的境地。

這是我們認識“新中國”最為清晰的時空坐標。為什么1949年會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新紀元？因為，以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用28年的時間，完成了自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之獻身的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徹底改變了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掃清了走向現代化的制度障礙；用60年的時間，推進了兩百年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現代化航程，讓年輕的人民共和國佇立于世界文明的潮頭。

以1949年為節點，這個新紀元把一個四分五裂、滿目瘡痍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團結統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國，進而把一個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變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

（四）時間開始了！

“一切愿意新生的/到這里來吧/最美好最純潔的希望/在等待著你”——面對年輕的共和國，詩人這樣書寫新生的感受。新生的希望，美好的希望，凝聚著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期望，表達著人民群眾對人民政權的信心。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笔澜缟蠜]有哪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既創造了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也承受著百余年山河破碎、喪權辱國的巨大痛楚。也沒有哪一個民族，有著如此強烈的復興意志。這種只爭朝夕的復興理想，成為中國現代化道路上最強大的凝聚力。

復興，復興。背負著這樣的理想，年輕的人民共和國面對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現代化更為嚴峻的挑戰。

一個西方世界眼中輕輕一推就會倒下的“泥足巨人”，一個剛剛從百余年受壓迫、受奴役、受欺凌的黑暗中走出的國家，一個擁有世界1/4人口的貧窮落后的農業大國——這是1949年新中國面臨的國內境況。

開國大典的禮炮聲還沒有遠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成立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禁運”的組織“巴黎統籌委員會”。封鎖者宣稱，“共產黨政府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這是新中國誕生時嚴酷的國際環境。

國民生產總值不到美國的7%，重工業幾乎為零，輕工業只是少數的紡織業；80%的人是文盲。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許多地方仍處于封建農奴制階段或奴隸制階段，不少地方還是“刀耕火種”。毛澤東感嘆：“我們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連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這是共和國起步時面臨的貧寒“家底”。

作為一個后發追趕型現代化國家，中國發展的困境典型地反映出人類現代化的困境。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現代化運動出現以后所拉開的巨大“歷史鴻溝”，更深刻地包含著兩個重要的邏輯——

一是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運動不會像圣火一樣自然地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遞，相反，早期現代化國家的進步還往往以犧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利益為代價。二是后發型國家通往現代化的路途，已經沒有了早期先發國家的各種資源和條件，只有通過時間的加速度實現跨越性發展，才能追趕上現代化的時代潮流。

新中國必須用改天換地的雙手，撥快走向現代化的“北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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