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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24
    康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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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在成長中衰退 CPI下調是政策性回落

    ——專訪湘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金巖石 

    網絡版專稿 記者 康怡  中國經濟的高成長并沒有減速,但是我們每個層面感覺到成長當中的利潤和就業都在下降,我發現從今年一月份開始中國經濟的成長明顯的出現了一種二元化的特征,這就是在市場經濟導向的經濟成長明顯減速的背景下,政府支出推動的經濟成長明顯加速,這一減一加就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變化,我把它定義為成長中的衰退。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中國經濟模式是否發生一些改變? 

    金巖石:中國經濟的高成長并沒有減速,但是我們每個層面感覺到成長當中的利潤和就業都在下降,我發現從今年一月份開始中國經濟的成長明顯的出現了一種二元化的特征,這就是在市場經濟導向的經濟成長明顯減速的背景下,政府支出推動的經濟成長明顯加速,這一減一加就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變化,我把它定義為成長中的衰退。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定義衰退? 

    金巖石:怎么定義衰退呢? 

    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始終保持著高位增長,高位增長中的周期性表現為低于7%的增長就是衰退,高于10%的增長率就是繁榮,我們用中國特殊時期的特色描述就是:接近7%的增長是衰退。 

    但是,2008年第一季度到現在,市場化推動的經濟增長確實有減速的現象,但是同時政府支出推動的增長卻大幅加速,比如說,今年一到四月,政府支出的超過1.3萬億,這個概念等于去年同期加速了40%;又比如,汶川地震,很明顯政府支出又會大幅度增長;下半年,政府換屆引發的換屆沖動又會引發地方政府支出的大幅增長,所以200年就是有一個政府支出的慣性,由于天災和換屆會加速,我把今年描述為市場化驅動的增長在走弱,計劃化推動的增長在走強。 

    第二就是通脹實際上在明顯的上升,通脹在加強,但是通脹率卻出現回落,加強的方面不論是從油價還是從原材料價格,還是工資都看的比較明顯,三大上漲因素,勞動力價格上漲,社會環境上漲,三大上漲結果卻導致通脹率的回落,我最近的文章《通脹回落為什么股市不漲反跌》,文中指出:五月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漲7.7%,低于四月的8.5%。CPI上漲7.7%和日前報告的生產者價格指數(PPI)上漲8.2%相比,0.5%的倒掛說明企業的虧損面在擴大,也說明五月CPI是政策性回落。 

    政策性回落的代價就是政策性虧損,若把0.5%的差距除以1-4月上升8.2%的平均值。說明政策性虧損的比率在16%以上。我們是在以政策性虧損來調控通貨膨脹。政策性虧損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價格補貼。 

    鏈接文章:通脹回落為何股市不漲反跌?

    2008年06月16日      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金巖石 

      ⊙金巖石  

      五月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漲7.7%,低于四月的8.5%。CPI上漲7.7%和日前報告的生產者價格指數(PPI)上漲8.2%相比,0.5%的倒掛說明企業的虧損面在擴大,也說明五月CPI是政策性回落。若把0.5%的差距除以1-4月上升8.2%的平均值,說明政策性虧損的比率在16%以上。這個比較雖然不很精確,卻可以說明五月消費者價格的回落是價格管制政策的結果。政策性虧損是一種變相的價格補貼,在財政政策的術語中就是轉移支付,下一個問題就是誰的收入轉移給了誰?這種轉移支付的后果將會如何? 

      既然是生產者的價格低于消費者的價格,這類轉移支付首先就是從生產者轉移到消費者;其次,如果加上股市的凈利潤增長大幅度下滑,轉移支付就意味著股市投資人的利潤轉移給社會公眾;再次,沿著產業鏈走向上下游,政策性虧損的行業也就在同時將自己的利潤轉移給了不承擔政策性虧損的上下游企業。如果把產業從宏觀上簡單分為第一二三產業,第一產業以農為本,第二產業以加工為本,第三產業以金融為本,通貨膨脹和政策性虧損的結果是第二產業的利潤轉移到第一和第三產業,這對于我國以制造業大國和“世界工廠”定位的產業結構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趨勢。 

      談及政策性虧損背后的轉移支付,那么反通脹政策應該怎么做呢?這的確是一個難題。近期的宏觀調控,如果把調控通脹的政策取向分為供給面和需求面,政策選擇首先應認定通貨膨脹主要是供給推動還是需求拉動的?答案是:二者皆有。若再問:孰重孰輕?答案應該是供給推動大于需求拉動,因為本輪通脹是全球性的,起因在于油價糧價的暴漲和生產資料的漲價。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引發金融衍生品投機,金融投機加劇大宗商品漲價,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全球經濟都面臨挑戰,制造業的利潤越來越少,企業被迫鋌而走險,以投資型收益補償經營性收益,經營風險也因此急劇放大,供給推動的通脹一方面來自于原材料價格上漲,另一方面也來自于企業準備“過冬”帶來的預期供給下降。 

      如果能夠確認當前通脹的主因是供給推動,則反通脹就應偏重于選擇供給面的政策,而非需求面的政策。從這個角度看價格管制和準備金率上調,政策調控的方向就值得討論了,因為這些政策明顯是偏向于需求面的。價格管制導致生產者價格低于消費者價格,準備金率上調則是抽緊銀根,二者都是不利于生產者的。再具體分析今年以來企業利潤的增長情況,可以看出多數企業面臨增產不增收的情況,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在不同程度上侵蝕了企業利潤,出口加工企業更是雪上加霜。 

      供給面的反通脹政策應該如何操作?首先是補貼,其次是退稅,再次則是減稅。面向生產者的補貼,退稅和減稅都是財政政策,所以是因人而異的。比如對石油石化行業,應該啟動進口原油附加稅的部分返還,因為放棄出口加大進口已不是常規的企業經營行為,而是政策性安排,企業在承擔政策性虧損之時為何還要納稅?還有去年開征的暴利稅,如今石油業的暴利已無,暴利稅自然也應減免或調整起征點的價格,就像股市的印花稅在熊市來臨后下調一樣。 

      今年以來,企業普遍面臨的壓力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原因包括《勞動法》的實施,訴訟費的增加,通貨膨脹的補貼和勞動力的短缺等等。此外,需求面的反通脹政策還會加劇供給面驅動的通脹,因為調高準備金率和加息政策都會加劇企業的資金鏈緊張,迫使部分企業走向“地下錢莊”求援,溫州的“擔保業”供銷兩旺,短期拆借的利率高的令人難以置信,應該視為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的前奏。勞工成本和資金成本雙雙上揚,企業的經營壓力與時劇增,需求面的反通脹政策就在加劇供給面驅動的通脹。 

      五月通脹的政策性回落,其代價是擴大的政策性虧損,所以股市應聲跌破滬指三千。筆者認為,反通脹政策要更多關注供給面的選擇,更多關注潛在的短缺經濟風險。價格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靈魂,臨時性的價格管制可以爭取時間,但若錯失良機,后果難以預料,代價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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