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部長萬鋼:黨外高官的回歸與發展(4)
新部長的舊問題
1958年6月18日,艾森豪威爾的記者招待會。一位記者問他是否在考慮設立一個科技部,這位美國總統笑著予以否認:“這個嘛,科學有點像你呼吸的空氣,無處不在,要專門搞一個部,一個單獨的空氣部……”
然后他認真地繼續說下去:“政府的每一個部門,尤其是國防部,國務院,和我,都已經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來征求可能得到的這些人(科學家)的最好意見和想法?!?/FONT>
其時,蘇聯衛星“伴侶號”上天帶給美國人的震撼尚未平息,那些認為蘇聯已經超越美國的國會議員,極力主張成立科技部,實現“科技大趕超”。
其時,在中國,一個名叫“科學技術委員會”的部門也剛誕生。它由“科學規劃委員會”和“國家技術委員會”這兩個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機構合并而成——事實上,它們正是蘇聯顧問建議的結果。
設立“科委”,當初的目的是進行科技規劃,在1960年代,它的規模并不大,1970年一度被并入中科院,到1977年9月才恢復,隨后改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科研經費分配“政科不分”
國家科委一直存在到1998年,歷任主任有聶榮臻、方毅、宋健——這是一個副總理級的部門。當年3月10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決定》,“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科技部由此誕生。
根據當年《國務院關于機構設置的通知》,原國家科委的一些職能分別劃歸國土部、環??偩只蛑R產權局,而劃入的則是原國家計委擬定科技發展中長期規劃、編制重大科技攻關計劃以及相關經費安排的職能。
及至今日,科技部已成為一個控制大量科研經費的部門,和“統籌科技政策”相比,它“組織科研項目、分配科研資金”的職能顯然更引入注目。
不過,也正是這一職能的履行,讓人頗多詬病。
在學者劉軍寧看來,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擺脫計劃體制,但在科技方面,計劃體制不僅沒有退場,而且在許多方面得到了加強。而上海交大的一位教授則說,科技界最大的問題是用計劃經濟的手段管“不能計劃的東西”。
在美國,科研人員須自己選項目,提出資金申請,再交由同行評議,才能決定是否立項,而在中國的科技界,更多的時候是相反的一個過程:先立項目,再找人來做,有時官員甚至直接參與選擇具體科技課題。
批評者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科技部對國家科研經費的分配“政科不分”。
包括中科院院士鄒承魯在內的三位著名科學家曾經批評:“(科技部)各司局功能自我定義是組織和領導科技……許多科技人士——包括中國的精英——在科技部中下級官員面前都不能正常發表意見……每過一段時間設立新計劃,其中相當多是行政人員的主觀意識……導致科技人士圍著行政人員轉……”
不單司局長,“連處長都把持著很多科研經費,”一位科技記者說,從立項到選擇評審專家,行政人員的權力太大。
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柳卸林認為,中國非常強調政府增加科技投入,但卻缺乏一個科學且獨立的對科技計劃和項目進行評估和監督的機制。許多科技經費得不到應有的監督,造成相當大的浪費。許多重大的國家計劃,都是部門自己確立、驗收,沒有與其他部門進行協商,也缺乏事后的評價。
這與鄒承魯等人的批評不謀而合:“和其他部委不同,科技部沒有明確的、可以評價的責任……國家經費下達到科技部后,如何應用經費、其效果如何,它既沒有上級檢驗、也沒有下級壓力?!?/FONT>
事實上,兩年前媒體曾揭露過某研究員一邊當著科技部863專家組領域副組長,一邊做著該領域重大項目的主持人——在科技部2003年3月1日就開始實行的《國家科技計劃項目評估評審行為準則與督察辦法》,評審專家需要遵循的第一條規定就是回避原則。
此外,也有研究者聲稱,科技成果鑒定驗收單位事先“自評”已經“成為常規”,而鑒定驗收人員“行政化”也變成了“科技界公開的秘密”。
“科技體制的問題與教育體制的問題是不可分割的,萬鋼來自教育界,‘產學研結合’又是他的強項,不知能否找到一條較好的發展道路?!鼻笆隹萍加浾哒f。
統籌科技政策亦受挑戰
在“組織科研項目、分配科研資金”之外,“統籌科技政策”這一職能面臨的挑戰也日漸浮出水面。
在中國國家科技發展計劃的成就中,“兩彈一星”一直為人所贊譽,不過時至今日,“加強領導、集中力量、增加投入”已經無助于科技上更大的突破。
2006年1月9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全國科技大會上的一段講話頗引人關注:“要建立競爭機制,堅持國家科技計劃對全社會開放,支持和鼓勵國內有條件的各類機構平等參與承擔國家重大計劃和項目,為全社會積極創新創造良好條件?!?/FONT>
與此直接相關的是,民間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和動機投入科技活動,而更根本的問題在于,中國是否有適應民間科研機構生長的制度空間。
中科院黨組副書記方新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要給公益類型的科研機構轉制提供政策上的優惠,“一定要干非贏利的事業”。
前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卸任前宣布,研制大飛機等16個重大科技專項將在2007年得到實質性推進。此后,便有媒體發表評論,“制造大飛機不妨請民企參與”,并指出在市場經濟時代,沿用舊有體制、僅僅依賴國企,由于缺乏足夠的激勵和官僚體制的扭曲,很可能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
“(大課題的)形成和選擇也有著科技部其他課題的通病,只是數量級上又放大了?!庇醒芯空咴缡潜硎?。
回到文章開頭,艾森豪威爾拒絕了科技部,但并不拒絕來自科學家的專業意見,這從他隨后任命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專職的總統科學顧問便可看出。
有趣的是,資料顯示,1962年,在經歷了大躍進的苦難之后,中國的科學家們也曾在廣州會議上建議國家設立“科學顧問團”,以幫助政府避免在科研和生產中再發生違背科學規律的事情。很可惜,該提議未被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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