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戲就是一輩子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晶 《讀庫》的張立憲曾經將“國寶南遷”這段傳奇從故紙堆中翻檢而出，選編入冊。張立憲說，《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這本書印了幾千冊，大多塵封在出版社的庫房里。而所謂 “典守”，按照作者那志良先生的解釋是，“不是看守，不是監守，而是平時視如身體發膚、緊急關頭高于身家性命”。
簡單兩個字，卻道出了那先生一生的功績。那志良祖上是滿族正黃旗，按老年間旗人的說法，那家屬于“黃帶子”，但在他出生時，那家已家道中落。1925年，因為有平民中學校長、同時是 “辦理清室善后委員會”（下稱善委會）的負責人之一陳援庵的舉薦，那志良入職故宮，直至離世再無離開，這一入戲就是一輩子。90歲（1908－1998）的高齡，也讓他成為故宮博物院舊人中最后離世的一位。有人甚至戲稱，在那志良有生之年，他的年齡實際上比故宮博物院還要長，因為在他進入善委會后10個月，現在人們親見的作為博物院的故宮才真正得以建立。
關于故宮博物院的往事憶舊，那先生曾有四部著作，《故宮四十年》、《我與故宮五十年》、《典守故宮珍寶七十年》以及兒童讀物 《故宮歷險記——老博物館員說故事》，可見這難解之緣是道不盡的。其中《典守》一書，是那先生臨終前一月才完成的自傳，著力于南遷。而《我與故宮五十年》這本傳記文學，則由在臺灣被稱作“民國史長城”的《傳記文學》雜志中的相關文章結集而成。
故宮文物在歷史上有兩次大遷移，一是抗戰時期的南遷西移，一是國民黨兵敗后的渡海入臺。那志良親歷了其間的種種磨難，《我與故宮五十年》一書中皆有盡述。七七事變后，出于“國亡尚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的考慮，文物南遷已成定局。如此大規模的文物“遠游”從無先例，裝箱的門道也得重頭摸索：厚棉墊在下，放入薄得像蛋殼的填白脫胎瓷器，碗里鋪薄棉，再放一只，木箱中一層稻草，一層棉花，縫隙間塞緊棉花；玲瓏玉件不能和沉重的玉山子一起打包，容易撞擊破碎……
在那志良記憶中，出北平城那天，“天黑了，警察局來了電話，說外面已經戒嚴了。在暗淡的燈光之下，車輛緩緩前進”。那先生和他“典守”的故宮文物，自此開始了風雨飄零的歲月。
“故宮文物，像逃難一樣，向后方撤離?！庇熊嚐o油，不能開行；一遇大雨，路斷橋斷；很多時候，文物存放地點尚未確定，只能 “抬著棺材找墳地”。其中歷數的往事，尤以兩件讓人余悸猶存：其一，從宜賓運古物到樂山須經一段水路，當時因水流湍急，只能靠船夫用纖繩拉船將古物運至庫房，誰知船行到半路，纖繩竟然斷了，船只立刻改向倒行，若是沖入大河、撞到樂山大佛腳下，必定船破、寶葬、人亡，此時船突然橫過來，擱淺在沙灘上不動，人、船、寶均安；其二，民國三十年，因一個癮君子將煙蒂丟在草墊，峨眉縣一家鴉片煙館突然起火，旁邊是一家油坊，大火迅速蔓延。由于沒有自來水，唯一辦法就是拆火道，但大家都不肯拆房。那志良找來保長，說火不燒出西門，被拆房子故宮博物院一概賠償，若燒出城，則不負責。拆房不久，火沖出西門，草房既拆，火也漸漸熄滅。否則西門庫房的文物，難保不付之一炬。
在一次次遭遇大難卻毫發未傷之后，那志良也感慨“文物有靈”。那先生后來還請歐陽道達寫了一幅“南鄉子”掛在家里，作為對押運文物險途的紀念——“蜀道古來難，數日驅馳興已闌，石棧天梯三百尺，危欄，應被旁人畫里看。兩握不曾干，俯瞰飛流過石灘，到晚才知身是我，平安，孤館清燈夜更寒”。
1948年前后，在 “目下一言為定，早晚市價不同”的社會情勢下，朱家驊、傅斯年、李濟等人紛紛主張文物遷臺，作為理事長的翁文灝雖認為“國共正在商談，遷運古物未免擾亂人心”，但也最終應允。于是就有了隨后文物的三次遷臺。
12月21日，首批文物在南京下關裝船，“最終還是桂永清總司令親自勸導登輪眷屬，以國家文物為重，才相率離去”。在驚濤駭浪中，箱子左溜右移，“就連狗也不能適應這個環境，吠叫不止”；第二批送運的是《四庫全書》及《四庫薈要》、宋元瓷品、全部銅品，倒是順利于三日后抵達基隆。那志良對一件事記憶很深，當時很多小船靠岸兜售香蕉，有人問，“我們出來之前，不是有人告訴我們，臺灣苦極了，只能吃香蕉皮，為什么反而是這樣便宜呢？”到了第三批運送時，時局已非常緊張，又正值陰雨連綿，海軍人員攜家眷一聞有船赴臺，便擁進船艙，總司令數次上船規勸都無濟于事，“男女老少，放聲大哭，他看到這些都是追隨自己多年老部下的眷屬，哭得如此可憐，黯然無語”。最終除中央博物院的150箱上船，故宮博物院的728箱只能運回。那志良后來也講到，“運臺文物的箱數，與（抗戰時代）南遷箱數相比，以數量計，自然僅有南遷的四分之一；但若以質計，則南遷文物中的精華，大都已運來臺灣了?！?
1994年，當年曾與那志良共事后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館長的單士元，再次與那志良相見時慨嘆不已，“看今朝能侃談初建北京故宮博物院者，我與那公心里知道，海峽兩岸故宮各剩一人了”。這位老人曾回顧自己的一生，看過五種旗幟在故宮飄揚，“大清的龍旗，共和的五色旗，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藥旗，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而相見四年后，兩人相繼去世。但他們一生的經歷，共同勾勒出故宮史上最不尋常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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