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納于1968（1）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郭娟 “一種幾乎是液體的混亂，這種混亂以它所具有的活力和不可控制，滲透到這個社會的所有縫隙，以它自己的能量生存，燒斷那些工廠和家庭的保險絲，淹沒這個平庸的國度；一個極大的混亂，它以秋分時節海潮的速度，以奔馬的速度漲起，迫使那些穿著成套西裝的部長們逃跑，因為他們意識到，不過有點太晚了，人不能與大海的潮汐談判?！?

——讓－保爾·杜波瓦小說《一個法國人的一生》第一章 《夏爾·戴高樂（1958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

路易.馬勒在戛納電影節

小說里這個法國人叫保爾·布利科，他的敘述既不是宏觀的，也不能說是公正的，3月22日，在學生們在南特占領了學院所在地的政府時，保爾·布利科的“運動”就是繞城一周，在公路上跑了幾公里，然后凱旋般地回到家中?！霸谑藲q時，在這個春天，我們中間很少有人明了這場運動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精微?！敝挥性诨仡櫼簧鷷r，他才會說，1968年是一場擺脫銀河系的旅行，比美國人在同年進行的月球探險更為根本，在這個新星球上，藝術、教育、性、音樂和政治都將擺脫在戰后的嚴酷中形成的法規和戒律。這風暴來得如此急速、不規律，政治覺醒處在試探的階段，它既來自新聞報道里那些謀殺、軍隊、戰爭的刺激畫面，也來自微小的家庭生活中的不滿、失望和不和睦。新的一代人想要擺脫被修剪過的生活模型，渴望著自由，自由，自由。歷史的斷裂暴烈而突然。

不過對于大多數法國人來說，這個五月仍然是日歷上輕易翻過的一個月，但是對于一小部分人來說，這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件成為了此后歲月的主導力量，它也導致了曾經的伙伴變成敵人，其中尤其以兩位著名的新浪潮導演弗朗索瓦·特呂弗和讓－呂克·戈達爾的反目最為引人注目。

戛納事件的直接的導火索是亨利·朗格盧瓦被解除電影資料館館長一職。朗格盧瓦熱愛電影，他和朋友喬治·弗朗敘奇跡般地說服了法國商業期刊《法國電影》的主編作為他們的后盾，在1936年成立了電影資料館，從剛開始的梅西納街到后來的于勒姆路，這里成為了“新浪潮”一代的年輕電影人聚會的所在。朗格盧瓦的選片并不嚴格按照評論界的眼光，電影資料館所做的更大的貢獻是它的放映和討論活動，這里既有離經叛道的電影，也有來自好萊塢的片子，這些自然簡約的電影正成為了打破表現主義的陳腐和做作的利器，“新浪潮”一代的青年大概無人沒有看過霍德華·霍克斯的默片或者后來希區柯克的電影。

安德烈·巴贊時期的 “手冊派”在電影上的反叛是美學上的，巴贊這位靈魂人物指出了一種方向，他用了電影批評的方式來影響電影，而無論特呂弗還是戈達爾都是在《電影手冊》寫評論開始他們的電影生涯。巴贊和《電影手冊》也成為法國電影新浪潮的陣地。不知道巴贊有沒有從特呂弗那篇著名的檄文《法國電影的某種傾向》和戈達爾的《走向政治電影》中看出二人同“政治”的親疏關系？

朗格盧瓦被解雇不到一天的時間，法國和世界各地的導演便表示禁止使用他們的電影，這是一個很長的名單——布萊松、德萊葉、黑澤明、卓別林、羅西里尼、弗里茨·朗……戴高樂政府用了極端的解決方法——突然襲擊，早上剛剛通過了秘密決議，下午新任館長便就職，解雇了所有的工作人員，甚至給所有的門都換了鎖，那是1968年的2月9日。2月14日，示威活動展開，3000名示威者在戈達爾和特呂弗的帶領下要進入電影資料館，被警察攔下，幾個人沖破防線闖進了資料館又被迫退出，隨后警察發起攻擊，同示威者街頭混戰，戈達爾受了輕傷，眼鏡被打翻。如果在1968年末做一個總結陳詞，會發現這幾乎是五月戛納風波的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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