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在宋代科舉制中的重要意義已如上述，宋政府為保證科舉的質量和公正，對戶籍要求相當嚴格。但制度的制定是一回事，制度的實行又是一回事，更何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為了科場取勝，入仕做官，許多士子是不惜代價，不擇手段的。問題的根源是“解額”，即分配給個地方的“取士名額”，相當于現在中國高考制度下每個省的錄取分數線與招生名額不同。既然考生與解額比例差別因地而異，考生多、解額少的地區的考生，便想方設法轉移到考生少、解額相對多的地區應試，以增大勝出的機率。

在北宋，冒貫最多發生在東京開封府，首先是因為開封府解額最多，其二宋代科舉制允許外地人在特殊情況下，按一定要求、程序在開封應試。其三，開封是文化中心和最發達的首善之地，在此可直接獲得時尚的、頂尖的文化。正如司馬光所說：“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遠去二親，老于京師，不復更歸……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本段文言，比較淺近，恕不譯作現代漢語，因為古文自有其韻味，讀者自己品嘗）

開封就是龍門所在，既是科舉的起點又是終點，故而吸引聚集了大批外地學子。宋仁宗時，“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恒六、七千人?！逼渲泄菲埾墵I之徒，當然會冒貫開封。例如天圣七年上封者揭露：“今歲開封府舉進士者千九百余人，多妄冒戶貫?！崩?，自當趨之若鶩

如果我們看看當下，凡是從外地考到北京上大學的人，恐怕都有類似經歷：學校里北京本地的孩子遍地走……其中緣由，古今一也。

宋真宗：城里人交錢，鄉下人出力 

北宋時期，城市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市民階層空前壯大。據考證，北宋崇寧時（宋徽宗趙佶的年號，共5年）東京開封約有十三萬多戶，總人口當在一百五十萬左右，可見當時東京開封城市居民的數量之龐大，它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城市人口的劇增，戶籍治理碰到新的問題。宋太宗幾次下詔整理戶籍，都未解決戶籍混亂的問題。因為當時無不動產的人口太多，不輕易注冊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二月依準戶部尚書馮拯之奏請，委派苗稹為欽差，與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陽進行坊郭戶（城市居民）列籍定等的試點，然后推廣于全國。

當時全國大約共有坊郭戶九十八萬戶，人口約五百萬之眾。這些坊郭戶被單獨列籍，按財產多少分為十等。坊郭戶就是今天所謂的城鎮戶口，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出現，不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經濟呈現出繁榮之勢，而且標志著市民階層的正式形成，在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自西周，有戶籍制度雛形以來，政府征稅的依據一是人口二是土地，農民的經濟生活相對最簡單，地方政府收取賦稅和派遣徭役，操作程序也簡便。然而，城市中的居民，其財產類型多樣，房舍、店鋪是有形的，而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宋代，以貨幣形式存在的個人財產，是無法統計的。城市居民階層復雜，上自名商巨賈，下至以及專以傭工為業的手工業者，甚至乞丐，經常流動。

針對這種情況，北宋專為城市居民單獨造戶籍，根據核查到的財產分成若干等，稅種也多樣，比如宅稅（類似今天的房產稅）；地稅，指城市店宅地基稅（類似今天的土地稅）。鹽錢，以及臨時攤派。這些稅種都以貨幣形式征收，所謂“出錢”；而農村，主要征發徭役和兵役，即“出力”，綜合起來，就是“城里人出錢，鄉下人出力”。

朱元璋說：離家百里，先得申請通行證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總結前代的經驗教訓，并與當時的賦役制度的變革相適應，創造以登記人口為主的“黃冊”和以登記土地為主的“魚鱗冊”，標志著中國古代戶口調查登記制度的相對成熟。這個制度肇創于明太祖朱元璋，雖然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代有增損，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則，終明之世并無改變。

為了讓農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外出百里之外時必須持有官府發給的“路引”，路引相當于通行證，需要向官方申請。沒有路引，就不能隨便離開土地，這種制度將農民的行動限制在很小的范圍。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統治時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漸漸發生了變化。明朝中期開始出現了太監直接管理、收稅的皇莊，這樣就出現了大規模強占土地的問題。明孝宗年間，有皇莊四處，官田不到兩千頃，后來逐漸發展到五處皇莊，占地一萬二千八百頃。明武宗年間，皇莊增加到三十六處，占地五萬三千多頃。     

皇室開皇莊占地之風，其他皇親貴戚紛紛仿效。據《明會要》記載，洪武二十六年，田地總數是八百五十多萬頃，到了弘治十五年，減至四百二十二萬頃，這減少的一半就是被皇親貴戚們兼并了，所以這些數字都不在官冊。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無數農民無地可種，從而流離失所，又因為明朝的路引制度，這些流亡到外地的農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謂的“流民”。每逢饑荒橫行，便是流民四起之時，大明朝成了名副其實的“流民帝國”。最嚴重的一次，當屬明末李自成起義，當時流民的數量到底是多少無法統計，但有一個數字比較能夠說明問題，1639年（崇禎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帶著只有50來人的隊伍重出商洛，輕騎走河南。河南流民聽說后，紛紛前來投奔，李自成一下子發展到了七、八萬人的隊伍。

宋太祖及其子孫，遇到災荒之年，不斷地將流民吸納進軍隊，目的就是，即便造反也是叛軍而非叛民；相形之下，朱元璋的做法頗不高明，為子孫萬代著想的戶籍制度，因為“路引”一項，而買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