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的人和事

一、英國人與中國海關制度

1854年，為了幫助清政府從所有外商那里公平征收海關關稅，英、法、美三國領事主動建議在上海成立外國稅務司。同年7月12日，經中國方面同意，英國的威妥瑪、美國的賈流意和法國的史亞實，正式就任上海海關稅務司。

1863年，中國政府任命英國人赫德出任上?？偠悇账?。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誡外籍雇員說：“應時刻銘記，稅務司署乃中國之海關而非外國之海關所有，故而，本署各員之天職應向著中國之官民行事，以杜絕任何冒犯與惡意之緣由?！I取中國政府之俸祿因而身為該政府屬員之人，處事理應不犯其禁諱，亦不惹其嫉猜厭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員與中國官員交往時應切記，爾等乃彼等之同僚，而與中國平民人等交往時亦應切記，爾等頗有義務及責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懷此念者可趨于待官吏以禮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關于主要由威妥瑪、赫德等英國人負責創立的中國海關制度，蔣夢麟在《西潮》中評價說：英國人為中國建立的關稅制度，一開始就擺脫了傳統陋規制度的惡劣影響。海關雇員都經過良好的訓練，薪俸也相當優厚，退休之后還有充裕的養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發生。中國為了保證償付外債而把國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權交付給外國政府，這原是國家的奇恥大辱，而且嚴重威脅到主權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關稅制度卻是中國的意外收獲。郵政也是根據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戰期間，日軍占領區與中國大后方之間，郵遞一直暢通無阻，郵差們常常穿越火線把郵件送達收件人手里。

作為對比，蔣夢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謂陋規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種辦法呢？中國當時分為二十二行省，大約包括兩千個縣?？h的行政首長是知縣，他不但掌管一縣的財政，同時還是一縣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過數兩銀子，簡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費用都只能在陋規金上開支。如果上級官員經過他那一縣，他除了負責招待之外，還得供應旅途一切需要財物。對于上級官員的隨員也得送“禮”，所謂“禮”通常都是送的錢。我的故鄉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這是各縣都有的。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學者政治家曾國藩，也在一封信里為陋規制度辯護，他認為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他說一個官吏的必要開支太大，而且還得贍養家人和親戚。

作為結論，蔣夢麟認為，要徹底改良中國傳統的陋規制度，必須全盤引進歐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與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請問：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國人的良好道德，還是由于他們介紹到中國來的良好制度呢？沒有健全的品德，這些制度固然無法實行，但是單憑外國人的道德難道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嗎？單憑少數高居要津的外國專家就能夠制止千千萬萬中國職員的不法行為嗎？海關、鹽務、郵政之所以成功，還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層中國職員的通力合作。這就是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癥

比起傳統的陋規制度，中華文明中最為黑暗也最為致命的，其實是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傳統宗教文化所鑄造出的阿Q式的國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魯迅稱之為精神勝利法的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在《中國近代史》中，有一個歷史細節與這種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直接相關。

1583年，天主教耶穌會的兩名意大利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來到中國。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傳遞給為數眾多的中國人，他們改穿中式服裝、學習漢語、采用中國式的行為舉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條。利瑪竇得知中國人不知道宇宙構造，便繪制了一幅世界地圖。作為歐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歐洲擺在了中間，把美洲畫在了左邊，把亞洲畫在了右邊。當他意識到這幅地圖觸犯了中國人以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線之后，很快畫出了把中國擺在中間的第二張地圖。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以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線的中國人，卻因此錯失了積極主動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歷史契機。

最為集中地體現中國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的陋規制度，是以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獨尊的中國皇帝，既要奴役本國人也要奴役外國人的封貢制度和封貢心理。從明代開始，中國在亞洲地區確立了一套等級森嚴的國際關系體系，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和東南亞及中亞的一些周邊國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貢的藩屬國地位。鴉片戰爭失敗后，廣州將軍耆英于1842年8月29日以欽差大臣身份與英國人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其中被迫割讓香港的屈辱條款，在中文條約中竟然基于根深蒂固的封貢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為：因英國商船遠路跋涉來華，往往有損壞修補者，自應給予一處以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準給予一個地方。

經手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為了繼續充當實際上的“外交大臣”，極力向朝廷表白英國人只信任他作為談判對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折中寫道：“緣夷人生長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諳悉，而又往往強作解事，難以理曉……”套用中國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句老話，耆英的這種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話語表達，顯然是自欺欺人。

三、博而不精的《中國近代史》

徐中約的 《中國近代史》涵蓋了從1600年到2000年中國社會的全部歷史，與國內通行的上限為1940年、下限為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并不一致。該書英文原著的書名是 “TheRiseofModernChina”，準確的中文翻譯是“現代中國的興起”。按照徐中約的理解，中國近代史400年的艱難歷程，并非如大多數西方漢學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斷輸入而中國僅僅被動回應的歷史。為此，他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在新的天地里尋求一條求生之道”，作為推動近代中國發展的三種動力。但是，書中對于三種動力的描述并沒有達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給筆者的整體印象只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頭蛇尾。

用政權實體來劃分，徐中約筆下的近代史包括三個主要階段：第一是滿清王朝；第二是1911年之后的中華民國；第三是1949年之后的中國。對于滿清王朝，書中表現出的是博古通今的多元雙向思維。然而，一旦進入1911年前后的民族革命，書中充斥的卻是以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為惟一正統的一元單向思維。歷史事實則是，極力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孫中山，在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制度已經初步建立的情況下，為了達到從袁世凱手中奪取政權并且建立一黨訓政的“黨天下”的政治目的，所秉持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是奉行“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國際化戰略。接替孫中山的蔣介石通過國內戰爭所建立的，正是一黨訓政的黨國、黨天下、黨皇帝的極權專制體系。

除此之外，徐中約筆下還存在著許多常識性的謬誤。譬如在談到《新青年》時代的思想革命時，他把從來沒有到過法國的陳獨秀，與蔡元培并列為從法國歸國的留學生；同時又把遠在日本的郭沫若與魯迅并列為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專門應教育部之召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更被以訛傳訛地加上了“婉言謝絕浙江省長之職”的前置背景。

盡管如此，已經被公認為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著作和最為暢銷學術教科書的《中國近代史》，比起國內的歷史教科書來，依然不失為最不壞的歷史文本。該書的出版，應該是2008年中國出版界的一個盛事。

《中國近代史》的人和事

361

2008-03-31

張耀杰

2008年初，世界圖書出版公司高調出版了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華裔教授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簡體中文版。通讀這部博大而不精深的近代通史，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涉及的人和事。

一、英國人與中國海關制度

1854年，為了幫助清政府從所有外商那里公平征收海關關稅，英、法、美三國領事主動建議在上海成立外國稅務司。同年7月12日，經中國方面同意，英國的威妥瑪、美國的賈流意和法國的史亞實，正式就任上海海關稅務司。

1863年，中國政府任命英國人赫德出任上?？偠悇账?。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誡外籍雇員說：“應時刻銘記，稅務司署乃中國之海關而非外國之海關所有，故而，本署各員之天職應向著中國之官民行事，以杜絕任何冒犯與惡意之緣由?！I取中國政府之俸祿因而身為該政府屬員之人，處事理應不犯其禁諱，亦不惹其嫉猜厭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員與中國官員交往時應切記，爾等乃彼等之同僚，而與中國平民人等交往時亦應切記，爾等頗有義務及責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懷此念者可趨于待官吏以禮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關于主要由威妥瑪、赫德等英國人負責創立的中國海關制度，蔣夢麟在《西潮》中評價說：英國人為中國建立的關稅制度，一開始就擺脫了傳統陋規制度的惡劣影響。海關雇員都經過良好的訓練，薪俸也相當優厚，退休之后還有充裕的養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發生。中國為了保證償付外債而把國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權交付給外國政府，這原是國家的奇恥大辱，而且嚴重威脅到主權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關稅制度卻是中國的意外收獲。郵政也是根據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戰期間，日軍占領區與中國大后方之間，郵遞一直暢通無阻，郵差們常常穿越火線把郵件送達收件人手里。

作為對比，蔣夢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謂陋規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種辦法呢？中國當時分為二十二行省，大約包括兩千個縣?？h的行政首長是知縣，他不但掌管一縣的財政，同時還是一縣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過數兩銀子，簡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費用都只能在陋規金上開支。如果上級官員經過他那一縣，他除了負責招待之外，還得供應旅途一切需要財物。對于上級官員的隨員也得送“禮”，所謂“禮”通常都是送的錢。我的故鄉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這是各縣都有的。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學者政治家曾國藩，也在一封信里為陋規制度辯護，他認為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他說一個官吏的必要開支太大，而且還得贍養家人和親戚。

作為結論，蔣夢麟認為，要徹底改良中國傳統的陋規制度，必須全盤引進歐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與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請問：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國人的良好道德，還是由于他們介紹到中國來的良好制度呢？沒有健全的品德，這些制度固然無法實行，但是單憑外國人的道德難道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嗎？單憑少數高居要津的外國專家就能夠制止千千萬萬中國職員的不法行為嗎？海關、鹽務、郵政之所以成功，還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層中國職員的通力合作。這就是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癥

比起傳統的陋規制度，中華文明中最為黑暗也最為致命的，其實是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傳統宗教文化所鑄造出的阿Q式的國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魯迅稱之為精神勝利法的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在《中國近代史》中，有一個歷史細節與這種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直接相關。

1583年，天主教耶穌會的兩名意大利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來到中國。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傳遞給為數眾多的中國人，他們改穿中式服裝、學習漢語、采用中國式的行為舉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條。利瑪竇得知中國人不知道宇宙構造，便繪制了一幅世界地圖。作為歐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歐洲擺在了中間，把美洲畫在了左邊，把亞洲畫在了右邊。當他意識到這幅地圖觸犯了中國人以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線之后，很快畫出了把中國擺在中間的第二張地圖。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以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線的中國人，卻因此錯失了積極主動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歷史契機。

最為集中地體現中國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的陋規制度，是以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獨尊的中國皇帝，既要奴役本國人也要奴役外國人的封貢制度和封貢心理。從明代開始，中國在亞洲地區確立了一套等級森嚴的國際關系體系，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和東南亞及中亞的一些周邊國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貢的藩屬國地位。鴉片戰爭失敗后，廣州將軍耆英于1842年8月29日以欽差大臣身份與英國人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其中被迫割讓香港的屈辱條款，在中文條約中竟然基于根深蒂固的封貢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為：因英國商船遠路跋涉來華，往往有損壞修補者，自應給予一處以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準給予一個地方。

經手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為了繼續充當實際上的“外交大臣”，極力向朝廷表白英國人只信任他作為談判對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折中寫道：“緣夷人生長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諳悉，而又往往強作解事，難以理曉……”套用中國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句老話，耆英的這種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話語表達，顯然是自欺欺人。

三、博而不精的《中國近代史》

徐中約的 《中國近代史》涵蓋了從1600年到2000年中國社會的全部歷史，與國內通行的上限為1940年、下限為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并不一致。該書英文原著的書名是 “TheRiseofModernChina”，準確的中文翻譯是“現代中國的興起”。按照徐中約的理解，中國近代史400年的艱難歷程，并非如大多數西方漢學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斷輸入而中國僅僅被動回應的歷史。為此，他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在新的天地里尋求一條求生之道”，作為推動近代中國發展的三種動力。但是，書中對于三種動力的描述并沒有達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給筆者的整體印象只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頭蛇尾。

用政權實體來劃分，徐中約筆下的近代史包括三個主要階段：第一是滿清王朝；第二是1911年之后的中華民國；第三是1949年之后的中國。對于滿清王朝，書中表現出的是博古通今的多元雙向思維。然而，一旦進入1911年前后的民族革命，書中充斥的卻是以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為惟一正統的一元單向思維。歷史事實則是，極力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孫中山，在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制度已經初步建立的情況下，為了達到從袁世凱手中奪取政權并且建立一黨訓政的“黨天下”的政治目的，所秉持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是奉行“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國際化戰略。接替孫中山的蔣介石通過國內戰爭所建立的，正是一黨訓政的黨國、黨天下、黨皇帝的極權專制體系。

除此之外，徐中約筆下還存在著許多常識性的謬誤。譬如在談到《新青年》時代的思想革命時，他把從來沒有到過法國的陳獨秀，與蔡元培并列為從法國歸國的留學生；同時又把遠在日本的郭沫若與魯迅并列為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專門應教育部之召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更被以訛傳訛地加上了“婉言謝絕浙江省長之職”的前置背景。

盡管如此，已經被公認為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著作和最為暢銷學術教科書的《中國近代史》，比起國內的歷史教科書來，依然不失為最不壞的歷史文本。該書的出版，應該是2008年中國出版界的一個盛事。

《中國近代史》的人和事

361

2008-03-31

張耀杰

2008年初，世界圖書出版公司高調出版了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華裔教授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簡體中文版。通讀這部博大而不精深的近代通史，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涉及的人和事。

一、英國人與中國海關制度

1854年，為了幫助清政府從所有外商那里公平征收海關關稅，英、法、美三國領事主動建議在上海成立外國稅務司。同年7月12日，經中國方面同意，英國的威妥瑪、美國的賈流意和法國的史亞實，正式就任上海海關稅務司。

1863年，中國政府任命英國人赫德出任上?？偠悇账?。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誡外籍雇員說：“應時刻銘記，稅務司署乃中國之海關而非外國之海關所有，故而，本署各員之天職應向著中國之官民行事，以杜絕任何冒犯與惡意之緣由?！I取中國政府之俸祿因而身為該政府屬員之人，處事理應不犯其禁諱，亦不惹其嫉猜厭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員與中國官員交往時應切記，爾等乃彼等之同僚，而與中國平民人等交往時亦應切記，爾等頗有義務及責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懷此念者可趨于待官吏以禮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關于主要由威妥瑪、赫德等英國人負責創立的中國海關制度，蔣夢麟在《西潮》中評價說：英國人為中國建立的關稅制度，一開始就擺脫了傳統陋規制度的惡劣影響。海關雇員都經過良好的訓練，薪俸也相當優厚，退休之后還有充裕的養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發生。中國為了保證償付外債而把國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權交付給外國政府，這原是國家的奇恥大辱，而且嚴重威脅到主權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關稅制度卻是中國的意外收獲。郵政也是根據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戰期間，日軍占領區與中國大后方之間，郵遞一直暢通無阻，郵差們常常穿越火線把郵件送達收件人手里。

作為對比，蔣夢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謂陋規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種辦法呢？中國當時分為二十二行省，大約包括兩千個縣?？h的行政首長是知縣，他不但掌管一縣的財政，同時還是一縣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過數兩銀子，簡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費用都只能在陋規金上開支。如果上級官員經過他那一縣，他除了負責招待之外，還得供應旅途一切需要財物。對于上級官員的隨員也得送“禮”，所謂“禮”通常都是送的錢。我的故鄉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這是各縣都有的。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學者政治家曾國藩，也在一封信里為陋規制度辯護，他認為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他說一個官吏的必要開支太大，而且還得贍養家人和親戚。

作為結論，蔣夢麟認為，要徹底改良中國傳統的陋規制度，必須全盤引進歐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與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請問：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國人的良好道德，還是由于他們介紹到中國來的良好制度呢？沒有健全的品德，這些制度固然無法實行，但是單憑外國人的道德難道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嗎？單憑少數高居要津的外國專家就能夠制止千千萬萬中國職員的不法行為嗎？海關、鹽務、郵政之所以成功，還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層中國職員的通力合作。這就是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癥

比起傳統的陋規制度，中華文明中最為黑暗也最為致命的，其實是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傳統宗教文化所鑄造出的阿Q式的國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魯迅稱之為精神勝利法的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在《中國近代史》中，有一個歷史細節與這種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直接相關。

1583年，天主教耶穌會的兩名意大利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來到中國。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傳遞給為數眾多的中國人，他們改穿中式服裝、學習漢語、采用中國式的行為舉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條。利瑪竇得知中國人不知道宇宙構造，便繪制了一幅世界地圖。作為歐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歐洲擺在了中間，把美洲畫在了左邊，把亞洲畫在了右邊。當他意識到這幅地圖觸犯了中國人以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線之后，很快畫出了把中國擺在中間的第二張地圖。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以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線的中國人，卻因此錯失了積極主動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歷史契機。

最為集中地體現中國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的陋規制度，是以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獨尊的中國皇帝，既要奴役本國人也要奴役外國人的封貢制度和封貢心理。從明代開始，中國在亞洲地區確立了一套等級森嚴的國際關系體系，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和東南亞及中亞的一些周邊國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貢的藩屬國地位。鴉片戰爭失敗后，廣州將軍耆英于1842年8月29日以欽差大臣身份與英國人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其中被迫割讓香港的屈辱條款，在中文條約中竟然基于根深蒂固的封貢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為：因英國商船遠路跋涉來華，往往有損壞修補者，自應給予一處以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準給予一個地方。

經手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為了繼續充當實際上的“外交大臣”，極力向朝廷表白英國人只信任他作為談判對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折中寫道：“緣夷人生長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諳悉，而又往往強作解事，難以理曉……”套用中國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句老話，耆英的這種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話語表達，顯然是自欺欺人。

三、博而不精的《中國近代史》

徐中約的 《中國近代史》涵蓋了從1600年到2000年中國社會的全部歷史，與國內通行的上限為1940年、下限為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并不一致。該書英文原著的書名是 “TheRiseofModernChina”，準確的中文翻譯是“現代中國的興起”。按照徐中約的理解，中國近代史400年的艱難歷程，并非如大多數西方漢學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斷輸入而中國僅僅被動回應的歷史。為此，他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在新的天地里尋求一條求生之道”，作為推動近代中國發展的三種動力。但是，書中對于三種動力的描述并沒有達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給筆者的整體印象只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頭蛇尾。

用政權實體來劃分，徐中約筆下的近代史包括三個主要階段：第一是滿清王朝；第二是1911年之后的中華民國；第三是1949年之后的中國。對于滿清王朝，書中表現出的是博古通今的多元雙向思維。然而，一旦進入1911年前后的民族革命，書中充斥的卻是以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為惟一正統的一元單向思維。歷史事實則是，極力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孫中山，在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制度已經初步建立的情況下，為了達到從袁世凱手中奪取政權并且建立一黨訓政的“黨天下”的政治目的，所秉持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是奉行“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國際化戰略。接替孫中山的蔣介石通過國內戰爭所建立的，正是一黨訓政的黨國、黨天下、黨皇帝的極權專制體系。

除此之外，徐中約筆下還存在著許多常識性的謬誤。譬如在談到《新青年》時代的思想革命時，他把從來沒有到過法國的陳獨秀，與蔡元培并列為從法國歸國的留學生；同時又把遠在日本的郭沫若與魯迅并列為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專門應教育部之召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更被以訛傳訛地加上了“婉言謝絕浙江省長之職”的前置背景。

盡管如此，已經被公認為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著作和最為暢銷學術教科書的《中國近代史》，比起國內的歷史教科書來，依然不失為最不壞的歷史文本。該書的出版，應該是2008年中國出版界的一個盛事。

《中國近代史》的人和事

361

2008-03-31

張耀杰

2008年初，世界圖書出版公司高調出版了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華裔教授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簡體中文版。通讀這部博大而不精深的近代通史，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涉及的人和事。

一、英國人與中國海關制度

1854年，為了幫助清政府從所有外商那里公平征收海關關稅，英、法、美三國領事主動建議在上海成立外國稅務司。同年7月12日，經中國方面同意，英國的威妥瑪、美國的賈流意和法國的史亞實，正式就任上海海關稅務司。

1863年，中國政府任命英國人赫德出任上?？偠悇账?。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誡外籍雇員說：“應時刻銘記，稅務司署乃中國之海關而非外國之海關所有，故而，本署各員之天職應向著中國之官民行事，以杜絕任何冒犯與惡意之緣由?！I取中國政府之俸祿因而身為該政府屬員之人，處事理應不犯其禁諱，亦不惹其嫉猜厭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員與中國官員交往時應切記，爾等乃彼等之同僚，而與中國平民人等交往時亦應切記，爾等頗有義務及責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懷此念者可趨于待官吏以禮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關于主要由威妥瑪、赫德等英國人負責創立的中國海關制度，蔣夢麟在《西潮》中評價說：英國人為中國建立的關稅制度，一開始就擺脫了傳統陋規制度的惡劣影響。海關雇員都經過良好的訓練，薪俸也相當優厚，退休之后還有充裕的養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發生。中國為了保證償付外債而把國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權交付給外國政府，這原是國家的奇恥大辱，而且嚴重威脅到主權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關稅制度卻是中國的意外收獲。郵政也是根據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戰期間，日軍占領區與中國大后方之間，郵遞一直暢通無阻，郵差們常常穿越火線把郵件送達收件人手里。

作為對比，蔣夢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謂陋規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種辦法呢？中國當時分為二十二行省，大約包括兩千個縣?？h的行政首長是知縣，他不但掌管一縣的財政，同時還是一縣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過數兩銀子，簡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費用都只能在陋規金上開支。如果上級官員經過他那一縣，他除了負責招待之外，還得供應旅途一切需要財物。對于上級官員的隨員也得送“禮”，所謂“禮”通常都是送的錢。我的故鄉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這是各縣都有的。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學者政治家曾國藩，也在一封信里為陋規制度辯護，他認為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他說一個官吏的必要開支太大，而且還得贍養家人和親戚。

作為結論，蔣夢麟認為，要徹底改良中國傳統的陋規制度，必須全盤引進歐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與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請問：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國人的良好道德，還是由于他們介紹到中國來的良好制度呢？沒有健全的品德，這些制度固然無法實行，但是單憑外國人的道德難道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嗎？單憑少數高居要津的外國專家就能夠制止千千萬萬中國職員的不法行為嗎？海關、鹽務、郵政之所以成功，還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層中國職員的通力合作。這就是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癥

比起傳統的陋規制度，中華文明中最為黑暗也最為致命的，其實是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傳統宗教文化所鑄造出的阿Q式的國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魯迅稱之為精神勝利法的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在《中國近代史》中，有一個歷史細節與這種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直接相關。

1583年，天主教耶穌會的兩名意大利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來到中國。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傳遞給為數眾多的中國人，他們改穿中式服裝、學習漢語、采用中國式的行為舉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條。利瑪竇得知中國人不知道宇宙構造，便繪制了一幅世界地圖。作為歐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歐洲擺在了中間，把美洲畫在了左邊，把亞洲畫在了右邊。當他意識到這幅地圖觸犯了中國人以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線之后，很快畫出了把中國擺在中間的第二張地圖。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以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線的中國人，卻因此錯失了積極主動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歷史契機。

最為集中地體現中國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癥的陋規制度，是以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獨尊的中國皇帝，既要奴役本國人也要奴役外國人的封貢制度和封貢心理。從明代開始，中國在亞洲地區確立了一套等級森嚴的國際關系體系，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和東南亞及中亞的一些周邊國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貢的藩屬國地位。鴉片戰爭失敗后，廣州將軍耆英于1842年8月29日以欽差大臣身份與英國人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其中被迫割讓香港的屈辱條款，在中文條約中竟然基于根深蒂固的封貢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為：因英國商船遠路跋涉來華，往往有損壞修補者，自應給予一處以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準給予一個地方。

經手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為了繼續充當實際上的“外交大臣”，極力向朝廷表白英國人只信任他作為談判對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折中寫道：“緣夷人生長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諳悉，而又往往強作解事，難以理曉……”套用中國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句老話，耆英的這種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話語表達，顯然是自欺欺人。

三、博而不精的《中國近代史》

徐中約的 《中國近代史》涵蓋了從1600年到2000年中國社會的全部歷史，與國內通行的上限為1940年、下限為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并不一致。該書英文原著的書名是 “TheRiseofModernChina”，準確的中文翻譯是“現代中國的興起”。按照徐中約的理解，中國近代史400年的艱難歷程，并非如大多數西方漢學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斷輸入而中國僅僅被動回應的歷史。為此，他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在新的天地里尋求一條求生之道”，作為推動近代中國發展的三種動力。但是，書中對于三種動力的描述并沒有達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給筆者的整體印象只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頭蛇尾。

用政權實體來劃分，徐中約筆下的近代史包括三個主要階段：第一是滿清王朝；第二是1911年之后的中華民國；第三是1949年之后的中國。對于滿清王朝，書中表現出的是博古通今的多元雙向思維。然而，一旦進入1911年前后的民族革命，書中充斥的卻是以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為惟一正統的一元單向思維。歷史事實則是，極力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孫中山，在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制度已經初步建立的情況下，為了達到從袁世凱手中奪取政權并且建立一黨訓政的“黨天下”的政治目的，所秉持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是奉行“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國際化戰略。接替孫中山的蔣介石通過國內戰爭所建立的，正是一黨訓政的黨國、黨天下、黨皇帝的極權專制體系。

除此之外，徐中約筆下還存在著許多常識性的謬誤。譬如在談到《新青年》時代的思想革命時，他把從來沒有到過法國的陳獨秀，與蔡元培并列為從法國歸國的留學生；同時又把遠在日本的郭沫若與魯迅并列為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專門應教育部之召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更被以訛傳訛地加上了“婉言謝絕浙江省長之職”的前置背景。

盡管如此，已經被公認為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著作和最為暢銷學術教科書的《中國近代史》，比起國內的歷史教科書來，依然不失為最不壞的歷史文本。該書的出版，應該是2008年中國出版界的一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