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姐鄭惠早我兩年畢業，第一個工作單位是某國家機關的下屬媒體。盡管工作本身枯燥乏味，工資也是外人不可想象的低，但是它卻給了她一個價值不菲的北京西城區（老西城）的戶口。拿到戶口的鄭惠二話不說就去排隊購買經濟適用房。經過兩年的等待，如今她已經在北五環擁有了一套八十多平的房子。

另外一個依靠“體制優勢”解決住房問題的是我的研究生班同學謝婷婷。她畢業后嫁給了本校師兄——因為供職于中央級別黨政機關，這位師兄畢業一年便在北京城的中心地段擁有了一套九十多平的房子。至于價錢，就跟上文說的鄭慧的工資一樣——不可想象的低。

當然，這樣低價優質的房子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還是太奢侈。與幸運的他們相比，更多的八零后為了在北京擁有一套住房，都將自己的下半輩子幾乎一半的收入，連同父輩的半生積蓄，都獻給了銀行和開發商。

朋友洪濤來自湖北某縣城，已婚。父親是當地銀行支行的“二把手”。自去年開春，老人家便親自來到北京，為兒子選房。去年三月本是這一輪房價的低點，但是被京城房價嚇得有些發蒙的老人家愣是沒敢相信：他始終記得家鄉的房子最貴都不過兩千一平。猶豫之中，便已經到了當年七月。洪濤看著房價還是嗖嗖往上漲，勸說父親接受事實。于是，老人家掏出了畢生積蓄30萬，給兒子買了一套位于南四環、總價109萬的房子。這意味著，此后三十年，洪濤和妻子每月都要付給銀行將近五千的月供，而他們夫婦二人均供職于私營企業，每月兩人所有收入也不過八千余元。

與洪濤的一次性解決問題相比，師姐李敏的買房之路頗有些曲折。她讀書時便已自主創業，所以對于房價必漲看得格外清楚。早在07年，她便在燕郊買了第一套房——150平。但是工作之后，師姐便遇到了麻煩：她和老公的工作單位都在北四環，燕郊的房子無疑太遠。無奈之下，他們只得賣了它，在東六環買了一套90平的新房。但是，不到一年，新的麻煩來了：他們有了孩子。初為父母的他們馬上想到了若干年后孩子的教育問題：東六環沒有一所叫得上名的好學校！于是，李敏與老公一合計：賣了郊區的大房子，在魏公村買了一套60平的學區房。兩次換房，地段越來越好的代價便是：欠銀行的錢也從二十萬變成了八十萬。

另外一個變化是：從150平到90平，再到現在的60平，李敏的QQ簽名曾一度只有四個字：越來越小。

也許這就是高房價之下北京外來年輕父母的最好寫照。

盡管已婚的同齡人為了房子而倍感壓力，但畢竟還有辦法解決，更多的“體制外”單身八零后卻只能望房興嘆。至少我認識的他們都早已不再是“貴族”，而是：蟻族。

現在，我和老公留在北京，每月為我們那套小得可憐的公寓房付月供；而老公前同事王鵬——他還曾與老公師從同一導師、同一天領證結婚，卻從此踏上了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