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亞書院：手空空與路遙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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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晶 從深水地鐵站出來，朝著香火旺盛的天后廟方向一直走，在桂林街和醫局街的交界，便尋得到一幢不起眼的唐樓。入口處僅容一人，樓道深長昏暗，臺階陡峭。墻上兩扇通氣的天窗間，曾經懸掛著一塊特別的牌匾——新亞書院大學部，而如今空空蕩蕩。
正值炎熱的8月，一個名為“活在西九─西九樓計色”的展覽聚集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用實物和影像喚醒人們五十年前的記憶。在市建局兩年前制定的計劃之中，新亞書院舊址將于八月底被清拆。如果不是行將面臨清拆的命運，這座老式唐樓或許早已被人們所遺忘。半個多世紀前，正是在這里，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一批來自大陸的流亡學人，創辦了日后對香港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的新亞書院。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在這幢不足1800平尺的空間中，錢穆創作的校歌鼓舞了一代代新亞學生求真知，做學問。1956年，由于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資助，新亞書院搬入農圃道的新校舍。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港府邀請新亞、崇基、聯合三所書院合并為香港中文大學，直至十年后正式遷入沙田馬料水的新校區。
創辦至今近60年，新亞書院所不斷面臨的理想與現實，也成為香港社會變遷的映像。
手空空，無一物
新亞的桂林街時代，不單單對于書院本身，就連香港這座城市，也無法擺脫“流亡者”的身份標簽。
1949年，歲月動蕩。從內地流亡到港的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人，一時沒有任何人際網絡可以籌措經費，在顛沛流離之中，節衣縮食創辦了新亞書院，取“新亞洲”之意。面對當時大陸知識分子普遍批判中國文化的局面，錢穆認為需要“替中國文化講些公平的話”。在不足2000平尺的狹仄空間中，他們開始重塑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自信。
錢穆在《新亞遺鐸》一書中形容早期的新亞，“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學生繳不到學費”。不但如此，這些大陸來的流亡學生無所寄托，新亞還要幫他們解決生活問題。錢、唐、張替報章寫文章賺取稿費，到其他學校講學，張丕介的太太曾一度變賣首飾，想盡各種辦法以維持開支。1950年冬天，錢先生專程赴臺灣募款，蔣介石設宴款待，得知新亞的窘境后，蔣決定從總統府辦公費項目下每月撥付3000塊港幣，一時解了新亞的燃眉之急。
余英時是新亞的第一屆畢業生，他形容這些師生是 “共同的文化難民”。沒有圖書館，沒有任何教學設施，幾乎家徒四壁的新亞書院，從客觀條件上講，的確如錢穆創作的新亞校歌中所說——“手空空，無一物”。在他看來，師生依然“艱險奮進，困乏多情”，為的是保護正被破壞中的文化的一些東西，“但到底是什么東西，當時也不是很清楚”。
當時桂林街61－65號的四個單位，容納了一座書院的全部。據新亞校友黃祖植所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一書中記載，四樓打通作為教室，中間用厚厚的木板隔開，“這邊在上心理學，那邊在上教育概論”。學校樓下就是紡織工廠，機器轟鳴；對面是三寶佛堂，廟會頻頻；后面是潮州飯店，叫賣聲不絕于耳；稍斜是小舞廳，靡靡之音不息。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中，錢穆完成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人生十論》等大量著作，唐君毅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也脫稿于這一時期。
流亡到港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江山美人》的女主演、邵氏旗下最紅的黃梅調女星林黛也曾短暫就讀于此。新亞的學生中，十個有八個不繳學費，即使繳費，也常只繳一部分。學校不請校工，完全由學生來做。新亞校友列航飛回憶說，他們還自發創辦了新亞夜校，為周邊上不起學的孩子講授課程來作為回報。
新亞課堂的門常常敞開，《新亞頌》中描述說，“教授上課，從未過問計較，誰是學生？誰是外人？誰是繳學費的？誰是揩油的？只要對該科有興趣，不管念哪一系，你都可以坐在教室聽課”。學生們告訴錢穆，“進新亞，勝如進禮拜堂。因進禮拜堂，只限禮拜天早晨或半天。自得進新亞，聽諸位老師授課，把心情暫時移放在學問的天地中，好把他為生活煎迫的苦楚焦灼的心情，暫時淡忘了。如是才能再鼓起勇氣，來向此無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掙扎”。
流亡到港的大量學生和難民，被政府安置在新界西貢的調景嶺，他們白天到馬鞍山采石或是修路，夜間搭乘巴士到新亞聽課。有時晚了就三三兩兩的睡在樓梯間，錢穆等人在外講課回來得晚，還要小心翼翼跨過他們上樓。
錢穆夫人胡美琦回想起這一切，不禁感慨，“不是國家動蕩之中，我怎么會躲到香港，去讀新亞書院呢？那么苦的日子，你怎么忘得掉？”
念書要認真 如救火逃亡
新亞不叫學院，不稱大學，而選用“書院”二字，是出于錢穆追溯宋明傳統的考慮。
錢穆認為，近代青年接受西化教育以來，逐漸漠視以致排斥傳統文化，這是一種“文化危機”。他將新亞書院的旨趣定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在《新亞學規》中對此進一步解釋說，“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以人物為中心，現代大學教育以課程為中心。我們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
在余英時看來，宋明書院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大學則是從西方系統移植而來，新亞則自始含有兩種不同的文化成分。因了香港地緣政治的緣故，東西方文化交融并存，也成為實踐錢穆 “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理念的理想之地。
1954年前后，受美國雅禮協會所托，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盧鼎赴東南亞考察，來到新亞書院，和錢穆暢談之后，對其辦學理念深為認同，兩人一拍即合。新亞“手空空，無一物”的狀態也隨之發生了逆轉。新亞很快由桂林街搬遷到了農圃道，興建了新的宿舍，不久后新亞研究所隨之成立，并維持至今。
錢穆認為，當時西方資助辦學往往推行本國的教育模式，因此提出的合作條件是，新亞接受雅禮協會的資助，而雅禮必須尊重新亞的教育理念，“辦中國式的教育事業”。錢穆經常同學生講，有一個健全的文化，才有健全的中國，希望將來可以建立一個合理的文化制度，以強盛中國。
黃祖植所理解的新亞精神，包含兩個層次：其一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其二是在困苦艱難的情境下奮斗。
一個炎熱、潮濕的夏天，錢穆病倒了，躺在地板上。他叫余英時去買《二十四史》給他讀，似乎這樣就可以排解身體之痛。錢穆在《新亞精神》一文中直言，沒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討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種精神。
在黃祖植的記憶中，唐君毅怕熱，夏天講課的時候，往往是一手粉筆，一手毛巾。而錢先生講話帶有濃重的無錫口音，在國史課上，學生經常搞不清“宋神宗”或“宋仁宗”。人比較嚴肅，但誠懇慈祥，“只要你規規矩矩，也沒有什么?？墒侨绻闾幌裨?，他也會發脾氣”。
后來曾擔任錢穆助教的大陸學生孫國棟，清晰的記得和錢穆初次謀面的情景?！暗谝淮我娝?，因為答不出問題，就被他罵了，罵得我大汗淋漓?！卞X穆告誡他，“念書要認真，如救火逃亡”。
新亞接受雅禮的資助，境遇好轉；而整個香港社會的經濟，卻依舊低沉，不但職位難謀，薪水也有限。
當時，新亞的學歷并不為香港政府所承認。香港大學一校獨大，政府甚至并不允許新亞掛出 “大學部”的招牌。如果要成為港府承認的高等學府，必須做商業登記。為了表明純粹辦學的目的，而非販賣知識，錢穆等人申請豁免商業登記。新亞也成為當時全港唯一沒有商業登記的書院。不過，現任新亞研究所所長陳志誠回憶說，當時學生一見面，似乎談論的都是學術問題，看來好像和現實沒什么關系，至于職業保障，怎樣賺錢，學歷能否被承認，似乎從來也未曾想過。
黃祖植回憶說，早期新亞的思潮，跟三本雜志有很大關系——1949年徐復觀創辦的 《民族評論》、《人生》雜志，以及1952年新亞學生創辦的《中國學生周報》。它們成為當時新亞師生論述主張、影響社會的重要平臺。他感嘆香港社會風氣轉變之快，三本雜志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銷量不斷下降，相繼?？?。
1952年7月學年結束，在灣仔六國飯店的二樓西餐廳，新亞舉行了第一屆畢業典禮。余英時和張德民兩位畢業生參加了儀式。錢穆因為身在臺灣，沒能出席。而不久后傳來消息，錢穆在講學時被屋頂的墜物砸傷，但很快康復歸來，且因入院時學生胡美琦的悉心照料，兩人還成就了一段姻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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