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亞方舟停在過高加索

經濟觀察報 特約作者 蔡天新 2004年夏末初秋，我乘著在巴爾干半島參加兩次文學節的間歇，以地跨歐亞大陸的伊斯坦布爾作為踏板，依次游歷了外高加索地區的三個國家——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在巴庫，我得以親近世界上最大的湖泊——里海，然后搭乘一列火車，沿著半圓形的鐵道線前往第比利斯。結果，一個美妙的景象出現了，出發時窗外的月亮一直沒有移開，在我下半夜醒來仍懸掛在同一個位置。

天亮不久，火車抵達了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那是外高加索最令人向往的城市，當時（今天仍然也是）的總統是一個名叫薩卡什維利的年輕人，而他最初引起我關注的是傳奇的婚姻。據說當年薩氏是在歐洲議會的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工作時，得以結識后來成為他妻子的荷蘭姑娘，這位姑娘做學生時碰巧到過格魯吉亞旅行，于是相互交談了起來。

可是，就在我抵達第比利斯的那天，即9月1日那天，50公里開外的俄羅斯北奧塞梯共和國第三大城市——別斯蘭恰好發生了一次歷史上最罕見的人質事件。該城第一中學被車臣恐怖分子占領，他們的目的當然是讓車臣獨立。我隨即查看了地圖，別斯蘭位于巴庫到頓河之濱的羅斯托夫的鐵路線上，也是通往首府弗拉基高加索的支線的起點。

顯而易見，如果不發生人質事件，北奧塞梯的這兩座小城恐怕永遠不會為我們所知 （羅斯托夫因為肖洛霍夫的小說《靜靜的頓河》早已名聲遠揚）。兩天以后，人質事件因為武裝部隊的強行介入而獲得解決 （一定是普京總統下的命令），但有326名學生和老師死于暴徒槍下。那會兒，我已經暫時離開格魯吉亞，乘巴士向南抵達了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

現在我必須要說旅途中的事情，那輛跨越國境的汽車上的乘客除了我以外，幾乎全是亞美尼亞人，只有少數是格魯吉亞人?？墒侨绻粏柕脑?，我很難對他們作出區分。能看到大草原和草原上的養蜂人無疑是一件快事，我不由想起化學教授出身的俄羅斯作曲家鮑羅丁的名曲——《在中亞細亞草原上》，雖然那寫的是另一片草原，但似乎并無大的區別。

巴士在一段還算平坦的公路上過境，兩頭各有一個哨所一樣的海關，相距不過五十米。這與一個多月前，我從黎巴嫩到敘利亞經過的海關相似，只不過那里多了一幅總統和一幅國王的肖像，且每次要收取十美元的馬路錢。而在外高加索，我并不需要支付這筆簽證費 （不久以后這類好事就與中國人無緣了）。

與同屬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相比，亞美尼亞的知名度明顯偏高，但那不是因為其優美的發音。在歷史上，亞美尼亞因為奧斯曼帝國的種族滅絕（1915年）而與西部鄰國土耳其結下世仇，至今兩國尚未建立外交關系。而東邊的阿塞拜疆也因為納卡歸屬和沖突（起始于1992年）與亞美尼亞封閉了邊界。因此，亞美尼亞的陸路出口只能通過北邊的格魯吉亞和南邊的伊朗。

其實，在那次有爭議的大屠殺之前，亞美尼亞人便大量移居北美和歐洲。究其原因，亞美尼亞人大多信仰基督教新教，而格魯吉亞人和阿塞拜疆人的主要信仰分別是東正教和伊斯蘭教。今天，散落在世界各國的亞美尼亞后裔多于國內人口，其中在美國就有140多萬，洛杉磯西部有一個選區被稱為“小亞美尼亞”。阿裔人的勢力之大使得美國國會通過一項對外民主修正案，明確規定，不得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

我本人多年以前在一列發往紐約的火車上，與一名亞美尼亞婦女相鄰而座，才第一次聽說了這個苦命的山地小國?？墒?，我知道并記住埃里溫這個地名卻已經很晚了，她的發音和書寫都不太順暢，至少不如巴庫和第比利斯那么悅耳動聽。因此，當我從第比利斯出發，搭乘巴士緩慢地通過邊界，進入到沒有高樓大廈的埃里溫時，并未意識到這是一座百萬人口的大城市。

事實上，亞美尼亞的國土面積才2萬多平方公里，是獨聯體人口和國土面積最小的一個成員。不僅如此，我所見到的亞美尼亞人 （尤其是婦女）也比高加索鄰居略為小巧。留在我相機里的除了一位身材苗條的女店員以外，還有三個背書包的清秀男孩，他們正走在上學的路上。與我在哈瓦那街頭遇到的三個粗獷的男孩不同，他們可以用英語和我作簡單的對話，白皙的皮膚讓我無法找出他們的民族特征。

埃里溫離龐然大國土耳其的距離僅20公里，而大阿勒山就在兩國的交界處（離開伊朗邊境也很近了）。因此，如果天氣不是太糟，從埃里溫的每個地方都可以看見這座神山，以及山巔上的積雪。這座山峰及其傳說為埃里溫吸引了不少外國游客，還有塞凡湖（Sevan），她位于外高加索連綿的雪峰之間。沿湖有無數的教堂、古堡和十字架石，有著“高加索明鏡”的美譽。

說來有意思，我在埃里溫唯一的夜晚，免費借宿一位素不相識的單身婦女家里，她的名字叫卡列尼娜，只會說亞美尼亞語和俄羅斯語。從我房間的窗口，可以清晰看見土耳其境內海拔5300多米的大阿勒山?！妒ソ洝防镎热祟惖闹Z亞方舟（Noah'sArk）在大洪水之后就停泊在此山上，它在亞美尼亞人心目中是一座可望不可及的神山，因為兩國人民互不交往。

卡列尼娜有一個中國來的商人朋友，他的名字我已經記得不了。這位商人和我在網上認識的新華社駐外高加索唯一的記者是熟人，于是我在埃里溫和第比利斯一樣都沒有住旅店，反而在這位記者所在的巴庫是個例外。他在第比利斯的中國朋友開一家餐館，大堂里懸掛著薩卡什維利的照片。原來，總統夫婦常來這里用餐。遺憾的是，我在第比利斯的那幾天他們沒有想到要吃中國菜。

我在亞美尼亞最難忘的一幕是在臨別之時，那位商人朋友開車送我去車站。當我們行進到河畔，突然從收音機里傳來一陣激越的說話聲，那是莫斯科電臺的對外新聞廣播，我不得不來專心聆聽。后來，我把這個感覺告訴這位朋友，他回答說：“德語是說給敵人聽的，法語是說給情人的，俄語是說給所有人聽的?！蔽彝馑恼f法。

而在返回第比利斯之后，我還專程前往一個叫戈里的小鎮，那是斯大林的出生地，距離別斯蘭更近了。故居紀念館里的每一項都指向一個字——錢，無論門票，還是導游手冊，甚至照相。據說，斯大林當權時，格魯吉亞并未享受到任何好處，這使得故鄉人民非常不滿，以至于如今他們理所當然地利用斯大林這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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