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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現象(3)
從北京、上海到香港、東京，幾乎每個城市現在都有了自己的藝術博覽會，而巴塞爾畫廊博覽會這樣的歐洲主要博覽會，迪拜的博覽會除了填補中東藝術市場的空缺之外，也在試圖建立不同于其他博覽會的特質。
藝術與城市如何對話
與同樣是新興藝術市場的中國相比，迪拜本地藝術市場起步較晚。今年有12家畫廊來自中東，去年這個數字是5家，不到畫廊參展比例的五分之一，其中迪拜的第三線畫廊（ThirdLineGallery）被認為是最能與國際藝術界溝通的本地畫廊。
起步于2005年的第三線畫廊將視線放在了中東地區的當代藝術和文化上，這個畫廊不僅從事商業項目，也希望成為中東和伊斯蘭世界向公眾推薦本地區的文學、電影和手工藝。
SunnyRahbar、OmarGhobash和ClaudiaCellini是這個迪拜的新興畫廊的創辦人，他們敏感到市場的興起也會讓本地藝術家的創作被外界所了解，在畫廊代理的22位藝術家中，多為中東裔，但很多人的藝術經歷非常復雜，比如此次雕塑作品被高價收藏的MonirShahroudyFarmanfarmaian，她出身于伊朗的上層社會，去巴黎學習藝術，亦在70年代在紐約駐留，與安迪·沃霍爾等藝術家都有過交往，這個以伊斯蘭的繁復紋樣為創作資源的女性藝術家，作品并非是東方符號那些簡單，在迪拜藝術博覽會的論壇上，在與HansUlrichObrist的對話中，她娓娓而談自己的成長，伊朗的傳統文化背景和西方的教育、創作經歷，在她優雅從容的談吐和既當代又有伊斯蘭文化色彩的創作中留下了痕跡，這也是第三線畫廊努力尋找的一種“新語言”，這種語言不像過去那樣被西方影響和定義，它是當代的、站在自身立場上的視覺語言。
藝術家的身份由于移民、遷徙和工作旅行，國族身份正變得日益模糊，在“藝術停車場”中名為Heysa!（埃及俚語“大雜燴”的意思）的短片錄像項目中包括了八名藝術家的錄像短片。八名藝術家都是中東人，但只有兩人在黎巴嫩和埃及常住，其他六人則在倫敦、巴黎、洛杉磯等西方城市進行創作。這些漂流在外的中東裔藝術家過去更多地為怎樣融入西方而努力，而隨著中東本地藝術市場的興起，他們的作品也越來越受到本地區收藏者的歡迎，而西方博物館為了擴大自身的收藏范圍，目光也投向當代的中東，這些也為中東的當代藝術創作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比如此次博覽會的另一個外圍展“WordintoArt”（詞語進入藝術——現代中東的藝術家們）就是由大英博物館策展，這個展覽收納了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90位中東藝術家的作品，作品主要來自大英博物館近年來的收藏。
這個遍布五星級酒店、大型購物中心、金融和投資機構的城市，催生了新興的畫廊，但對于中東藝術家來說，這里并不是一個適合創作并駐留的地方。位于迪拜被改造過的老城區的XVA畫廊更適合藝術旅行者的胃口，這是一個由美國人MonaHauser經營的藝術空間，在兩層高的四合院中，畫廊占據了一層的一半空間，XVA同時也經營餐廳和旅館，非常適合西方的藝術游客，在迪拜藝術博覽會期間，這里也在進行一個介紹中東藝術家的小型展覽CreekArtFair，MonaHauser十六年前隨丈夫從美國來到迪拜，三年前她開始經營這個藝術空間，這里不斷收到新的藝術家的履歷，但對于畫廊的整體思路，XVA似乎并沒有第三線畫廊那樣清晰，在新興藝術市場中，年輕的中東藝術家正在受到關注，但來自西方的畫廊經營者如何與藝術家進行有效的溝通，梳理出新的語言，對于同樣是初入藝術領域的畫廊經營者來說，也是一個難題。
“本地人對于藝術的反饋是怎樣的？”這也是前巴黎東京宮的館長杰羅斯·桑斯對約翰·馬丁提出的問題。杰羅斯·桑斯也是這套《在今日的阿拉伯世界》叢書的藝術顧問，他剛剛來到中國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擔任館長。
約翰·馬丁在回答杰羅斯的問題時強調，博覽會有利于將中東的畫廊和藝術家帶到一個國際性的平臺。但對于本地藝術家與迪拜的關系，在接受我們的采訪時，他也坦言，這里并不適合藝術家做創作，所有的地方都是“五星級”的，藝術家的生存是無法負擔這個中東金融港的高昂消費的。
高級酒店和寫字樓紛紛掛上了藝術家們價格昂貴的作品，這些都是向在這里辦公或旅行的國際商務人士和游客展示的。在豪華的MadinatArena舉辦的迪拜藝術博覽會，你很少會看到不知名的藝術家或者城市居民來到這里，藝術成為了奢華都市的一部分。很難想象，第三線這樣的藝術空間，如果開展文學或者電影項目時，誰會是他們的觀眾？
正如前文中弗蘭德里克·斯科熱所說，藝術如何真正成為本地區對話和溝通的有效方式？僅有西方的畫廊、博物館和中東的藝術市場，顯然是不夠的。
當代藝術如何與中東地區的歷史和生活形態建立有機的關系?市場會推動價格和藝術商業，而有機的生長過程和藝術的“新語言”則需要更為漫長而耐心的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