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圖）

宋旭景/文

要真讀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書，就得先懂他所生長的世紀和世界，這樣才能懂他為何選擇區域研究、為何選擇東南亞、為何會有“比較”的思維——而這些在一起，促成了《想象的共同體》一書的誕生。

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

20世紀是個風起云涌的時代，戰爭頻發，民族主義運動風起云涌。

在殖民地半殖民國家，民族主義運動是追求解放、將殖民者驅逐出去，實現主權獨立，如亞非拉國家；在帝國統治下的民族國家，是爭取成為一個單一民族為主體的國家，如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匈牙利、奧地利等；在已經獨立、經濟發達的德國、英國，民族主義運動還被擴大至反猶、反對其他國家——英國首相張伯倫就是一個明確的反猶主義者；二戰的爆發一定程度上是民族主義的結果——認為全歐洲的德意志人都應該聯合起來，不應該分散在各個國家被統治，還曾有過德意志人大會的召開，歐洲各地、說德語的人聚集在一起，要求爭取統治的權利。

安德森1936年出生于中國，有著愛爾蘭裔的父親、英格蘭裔的母親、被越南保姆帶大（后來的區域研究之所以選擇東南亞，也與對東南亞不陌生有很大關系），在回到愛爾蘭之前還在美國經停過4年，從愛爾蘭考入伊頓公學，后考入劍橋。在劍橋讀書期間，他開始有機會觀看大量各國電影，觀影的體驗和閱讀小說的體驗一起，強化了他對世界上不同國家形態的認識。在英國，觀看電影結束后，觀眾都必須立正站好，向末尾必伴隨著英國國歌在熒幕上出現的伊拉莎白二世女王致敬，觀影的暢快淋漓與這種專制讓人有很直觀的感受，想要逃離。這些促成了安德森成為一個共和主義者。

1956年，埃及試圖從英法兩國手中收回蘇伊士運河，此舉在劍橋學生中也有廣泛影響，埃及學生向其他同學發表演說論證奪回蘇伊士運河的合理性，而被“民族主義”“洗腦”的英國學生高唱《天佑女王》并毆打了這些瘦小的埃及學生。安德森忍不住，為埃及學生助戰，也被揍了。他向來就是個“局外人”，在中國出生的外國人，在美國是有著英倫腔的愛爾蘭人、在劍橋操愛爾蘭口音的非英格蘭學生。這次被揍，他自己在回憶中說，這也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被馬克思主義和非洲反殖民民族主義吸引的原因。

在劍橋讀書期間，在西班牙旅行被捕的經歷，讓他體會到比英國更殘酷的獨裁統治。他和朋友們下海去游泳，上岸時因為赤裸上身被西班牙國民警衛隊員抓獲，盡管在辯解下免除了牢獄之災，但還是被強迫在服裝店里購買從小腿到脖子都遮得嚴嚴實實的連體泳衣。

在離開劍橋之前，對于中國、美國、愛爾蘭、英國、西班牙、蘇聯、法國（年少時在巴黎游玩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都已經有了體察性的感悟，這些事情及差異，都讓他對于民族主義有了“比較”的萌芽。

選擇東南亞作為研究區域

二戰之后，德國、日本受到打壓，英、法、意因戰爭整體實力受到影響，美國成為世界代理人，建立起了各種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

二戰后東南亞研究、東亞研究開始在美國崛起——因為，歐洲文化一直都是美國學習和效仿的對象，很多學者及科學家都是從歐洲來的，歐洲文化的聲望在美國一直很高；拉美一直是美國直接干預的地區；非洲一直是法國居于主導地位，美國人對于非洲的興趣到最近才表現出來，而對于東亞、東南亞——除了自己的殖民地菲律賓，美國了解的還不夠多。蘇聯的崛起，讓美國開始想象“世界共產主義”的威脅，遂開始大量投入經費研究歐洲以外的區域。此時的中國和蘇聯關系甚好，美國為了防范蘇聯通過中國對南亞、東南亞的國家施加壓力，也需要對東南亞多加關注。

東南亞的一切對于美國人來說，都是新鮮的。20世紀50、60年代，東南亞的民族主義運動及領袖，對于美國學者來說，也有極大的吸引力，越南的胡志明、印尼的蘇加諾、泰國的吳努。

因為接替一個曾在伊頓公學一起拿獎學金的朋友在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系助教的臨時工作，安德森來到了康奈爾大學，也因為同事有關東南亞的講座使他對東南亞產生了興趣。

田野工作對于“民族主義”的體驗

1961年12月至1964年4月，安德森開始了他在印度尼西亞的第一次田野工作，對印度尼西亞全面接觸，食物、語言、雜志、環境、人際、生活、劇目、政治……他研究的主題是日據時期和革命早期。在這3年與印尼民眾的近距離接觸中，他既關注政治、又關注文化，“為《想象的共同體》的‘文化主義’特色奠定了基礎”。

彼時的印尼首府雅加達，街區還是按照種族劃分的，但相對還是“民主”、“平等”的。首先，語言是一種簡單的各階層都能用的通用語，“不屬于任何某個重要的種族”。其次，相互之間的稱呼流行用“兄弟”。再次，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能夠在閑暇時間一起對弈。而安德森就讀伊頓和劍橋時的英國，是用口音來分辨階層、各階層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這種比較直觀而直接。

1957-1963年的印尼，處在軍事管制之下，政治分野嚴重，有“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左右兩翼的民族主義者、不同類型的穆斯林、華人、警察、士兵、當地的皇族和年長的官僚”。也正是因為眾多不同的群體，安德森得以進行大量的訪談……這次的田野調查，促成了他的論文《年輕人的革命》，他不再把日據時期和革命早期處理成是“荷蘭殖民主義、日據、革命、憲政民主、指導式民主”這樣的“線性”序列，而是主張“革命背后的引潮力既不是民族主義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某個社會階級，而是一代人，他們是由自身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的復雜經歷形塑的”。在今天的學術史看來，這對于“線性”史觀，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突破。

與此同時，泰國1958年以來的軍事獨裁政權垮臺，安德森將研究地點轉向泰國。此時的越南，美國戰敗的征兆似乎已經出現。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讓印度、泰國、老撾、越南、柬埔寨看到希望，美國越發不安，派兵駐扎在數十個軍事基地，支持老撾、越南、柬埔寨的右翼勢力，種種因素最終使得泰國總理選擇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趕走了美軍。到了1976年，泰國也又再次發生政變，右翼勢力得逞。安德森依然是支持左翼勢力的，慶幸的是，他這次沒有被泰國驅逐和禁止入境。在此期間，他有了觀察泰國的機會。

同樣為東南亞國家，安德森注意到，泰國和印尼各有各的特點，“泰國從未被殖民過，政治文化受佛教和君主制影響”；“印度尼西亞是舊殖民地，主要是穆斯林和共和派，直到1965年，大體上是偏左。它有一個自豪的、流行的民族主義傳統，而這種傳統在泰國幾乎是完全不存在的。”些差異性都在不斷地強化他的“比較”意識。

正是印尼和泰國的這兩次田野工作經驗，使安德森在1983年出版了《想象的共同體》，并一舉奠定了其民族主義研究權威的學術地位。

《想象的共同體》的

學術“靶子”及“大火”

在出版《想象的共同體》之前，安德森曾寫就一篇《爪哇文化中的權力觀念》的長文。對于“權力”的關注，使他認識到，對于爪哇或印尼人的思考的理解的重要性，如果理解了他們思考的基本假設，“他們就完全可以被視為和西方人及其他人一樣‘理性的’”。但他自己認為，這篇文章和10年后出版的著作相去甚遠。而這10年，三大因素促成了《想象的共同體》的卓越。

事實上，安德森的這本書“針對的是那個廣泛但非常‘英國’的圈子”。“‘二戰’之后關于民族主義的重要‘理論’著作幾乎全是在英國寫作和出版的”。這些理論著作，有主張“現代民族主義誕生于由來已久的族群”的，有主張“民族主義嚴格來說是工業化和現代性的產物”，有持極左立場的。

《想象的共同體》想要解決的是：“民族主義始于何時何地？”“為什么它有這樣的情感力量？”“什么‘機制’能夠解釋其快速的、世界范圍的傳播？”“為什么民族主義史學總是如此不真實甚至可笑？”……它的攻擊目標第一個是假設民族主義誕生于歐洲的假設，“然后在被模仿中播散到了世界其他各地”；第二個是“馬克思主義回避了民族主義，而且從來不能解釋其巨大的世界歷史力量”；第三個是將“民族主義”視為是一個與其他主義并肩的“主義”，“這種看待民族主義的方式無法解釋其巨大的情感力量，以及它讓人心甘情愿為它犧牲的能力”。它聚焦于相似性，如早期美國與西班牙美洲的新式民族主義、沙俄與英屬印度、匈牙利與泰國和日本、印度尼西亞與瑞士、越南與法屬西非，不同于《爪哇文化中的權力觀念》聚焦差異性，它“不僅旨在打擊和震動民族主義歷史研究，而且旨在使之全球化”。

但在二十多年后，本尼迪克特也意識到自己當時理論模式和框架的缺陷。首先，民族主義是和經濟、技術、宗教有著密切聯系的。其次，民族主義者也不是什么都反對，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中東國家反對美國，但不排斥可口可樂、T恤牛仔褲。這也正是目前世界有民族問題的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

“民族主義”的幽靈依然在飄蕩

今天，“民族主義”又有了新的表現形式?；ヂ摼W的發展使得簡單的美式英語得以泛濫，拉丁文不再被視為必須掌握的技能，歐洲自古典希臘、羅馬時代以來的智識優勢不再。對于反對美國霸權的國家，可以選擇只使用本民族或本國文字，一些人可能是真的是基于民族主義，很多人應該是為了便利，為了偷懶不再學習別的文字，這樣的后果可能是更加狹隘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也和各種國家機器聯系在一起，“被壓制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們與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義不一樣，對跨民族的團結幾乎沒有興趣”，也就造就了“一種未經審視的、高度敏感的偏狹和目光短淺。其標志通常是禁忌的存在，以及強制實行的審查制度”。“跳出椰殼碗，開始留意自己頭上的巨大天空”，這是一句印尼名言。這不僅是要求跳出學科，也是跳出國別的限制，跳出各種“民族主義”的限制，視角更加開闊、更加客觀、更加國際化的看待問題。這是在《想象的共同體》誕生25年之后，安德森的體悟和告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