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走出左右兩邊佇立著沉默石獅的大門，中午的街道很清靜，幾個老人坐在街邊樹蔭下擺開巨大的棋盤，他們每天都在這里下象棋，成為街景的一部分。我在溫暖陽光下漫無目的，想不出要去哪里。在記憶里，這一場景反復出現，漸漸構成了一種象征。一直輟學在家的我，從小就習慣每天起來不知道要干什么，但又在幻想里做許多事。時間和太陽一道緩慢地移動，夜色掩蓋白晝，樓影樹影仿佛吞沒了陽光下發生的一切。第二天，太陽照樣升起。

由于在八十年代被認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位于張自忠路三號、原鐵獅子胡同一號，被稱為“鐵一號大院”的段祺瑞執政府得以大致保留原狀，這在近四十年天翻地覆的北京屬于異數。2016年的某一天，我曾經回到那里，熟悉的風景足以激活久已淡忘的記憶。

執政府主樓是北京少見的而且保存完好的大型哥特式建筑，我小時候住的紅磚樓則是五十年代的宿舍樓，雖然質地厚重，但在美學上乏善可陳。這種據說來自前蘇聯式樣的樓房在那時隨處可見，如今絕大多數都已經拆除，這三棟樓卻十分幸運，沾了執政府的光得以保存。我走上紅樓頂的巨大平臺，除了稀稀落落的幾根晾衣繩一片空曠。我忽然看見一個穿白襯衫和一條洗得發白的舊灰色瘦腿褲的女孩，在平臺中央隨著《天鵝湖》的音樂翩翩起舞。

在六七十年代走出執政府大門，如今寬闊的平安大道還是一條窄窄的林蔭道。馬路對面是13路公共汽車站，這里現在仍然是公交車站。往東不遠是13路無軌電車站，然后就是與東四北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了。從北向南的六路無軌電車后來改成106路，兩站到東四，那里有兩個電影院，一個是東四電影院、一個是隆福寺劇場。在沒有電視的時代，電影院是孩子眼中最迷人的地方。即使我的童年沒有幾部電影可看，每次走進電影院，當燈光轉暗，音樂響起，我仍然會激動不已。

“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瓦西里的臺詞之所以膾炙人口，是因為當時不僅電影，面包與牛奶也近乎沒有，匱乏里的印象就格外深刻。八歲時，我在東四電影院看《列寧在1918》，因為個子小，把哥哥和我自己的棉猴疊起來墊在座位上坐著看。有一段時間，電影院里只有《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兩部外國電影，后者被普遍認為更好看，多半是因為里面有一小段芭蕾舞《天鵝湖》，在革命年代，露大腿的芭蕾舞無疑是禁忌，僅僅因為附著在一部革命電影上才有可能播出。據說有很多電影院在放映時刪去了這一段，但我看到的是未刪節本。至今記憶清晰的是看到天鵝起舞時后面有人很不以為然地說“怎么放這個？”我大叫一聲：“看的就是這個！”一片哄笑中，輕盈的白天鵝就消失了。

二

早年的影像記憶，往往對一個人的歷史觀有著很深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多人窮其一生也不曾認識到，年少時不自覺接受的印象也許并不怎么真實。

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在歷史上十分重要，但并不是因為列寧。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政治版圖重組；帝國坍塌，一片廢墟，各方逐鹿，新人輩出。社會黨人、民族主義者；軍事強人、民粹領袖等等不一而足。雖然也有幾場革命，但大多數不成氣候，只有前一年的俄羅斯革命存活了下來。歷史上后來變得無比重要的事件，在發生當時往往并沒有得到太多重視。而且1918年的蘇維埃共和國確實風雨飄搖，列寧遇刺只是其中事件之一。二月革命時攜手推翻沙皇的幾個黨派很快就反目成仇，那一年俄羅斯政權脆弱，政變頻仍，都不怎么血腥，更多是一哄而起的偶發事件，最后才是居于少數的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列寧后來被尊為偉大導師是由來有自的：他敏銳地察覺到民心厭戰，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德國簽訂城下之盟，贏得了鞏固政權的時間；他斷然實施革命的鐵腕，外建紅軍、內組契卡，無論是對昔日的盟友還是對沙俄殘留的軍閥都毫不留情。電影中的刺客卡普蘭和高喊“讓列寧同志先走”的諾維科夫并非十惡不赦的反革命，而是同樣激進，不久前還并肩戰斗的社會革命黨人。

那幾年歐洲的中心話題是凡爾賽和約、魏瑪共和國、國聯（國際聯盟）等等，俄羅斯還是一個邊遠的存在。多少因為如此，蘇維埃政府經過三年內戰，把各自割據的白俄軍閥分別擊破。在這個過程里立下大功的首推托洛茨基和捷爾任斯基，然而在《列寧在1918》的電影里，當時并不重要的格魯吉亞人占據了主要位置。

被清洗后來又被暗殺的托洛茨基電影里自然不會提，留胡子穿皮夾克看上去很酷的捷爾任斯基在1926年逝去，他一手創立的契卡卻繼續壯大，在前蘇聯一直是最有權勢的部門。革命的嚴酷也就一直繼續，其影響遍及整個共產主義陣營。中國從三十年代的肅反到文革，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有前蘇聯的影子。

友人轉來一篇關于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一家文革中遭遇的文章。孫泱是中共早期烈士、北伐時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朱德摯友孫炳文之子，著名演員、周恩來養女孫維世之兄，曾經擔任朱德秘書，1964年調入人民大學，1967年被迫害致死。他究竟死于他殺還是自殺，至今沒有定論。雖然當時宣布的結論是自殺，然而孫泱人高馬大，如何在很低的暖氣管上自縊，是相當難以解釋的。孫維世第二年被捕，在獄中被活活打死。

孫泱到人大時我父親已離開人大，所以彼此沒有交集并不熟悉。不過父親在人大多年，調離后家也沒有搬走，與舊日同事過從頗多。孫泱是文革中第一個被迫害死的人民大學負責人。

孫泱去世幾年后，遺孀石琦和女兒孫冰帶著兩個弟弟流寓在鐵獅子胡同一號大院。他們搬來的時候我已經搬離，所以我并不認識他們，只是聽到有關的傳說。我聽說孫冰是聞名遐邇的美女，卻不確知究竟曾否見過她。后來我邂逅她的一個女友，告訴我她還是個孩子頭，很有女俠氣，或許是逆境中逼出來的吧。我確知的是，在某個夜晚，當我回故居找舊日小伙伴時，遇見孫泱之子，文靜秀氣，坐在一個角落一言不發，看上去有點憂郁，在一片鬧騰的氛圍里格外引人注目。幾年前友人告訴我他現在完全不是這個樣子，我想這也是再正常不過的，歲月在太平盛世中流逝，時代的變遷不僅僅呈現在每個人衣著的變化上。再說我也并不介意是否面目全非，一個時代的嚴酷與苦難，無論愿意或不愿意，依然會深深留下痕跡，既使不再提起，也會部分流傳。這是歷史的力量，或者說是關于歷史的一種信念。

鐵獅子胡同一號大院的發小們聚集在一起時，不少人會有打撈往事的愿望。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關于文革的記憶對許多人影響深遠。令人惶惑的是，許多共同經歷的記憶開始模糊甚至互相矛盾，歷史敘述的不確定性與邊界或在于此。

三

七十年代的北京生活其實很無聊，只有八個樣板戲、十幾部電影，絕大多數書籍都成了禁忌。年少時的娛樂，不過是打撲克、下棋、玩煙盒、打彈球。我很幸運，家里的書抄家時沒有被抄走，兄長朋友們又經常在地下傳閱各種書，日子平淡無奇，節奏緩慢，沒有留下痕跡，只有讀過的一些書至今還沒有忘記。其中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是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第一次讀這部小說時，我應該還不到13歲，但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到死亡的殘酷與愛情的美好，形成強烈的對比。后來我又讀過至少兩遍，每次讀到凱瑟琳臨死前說的最后一句話時都會熱淚盈眶：

“別擔心，親愛的，”凱瑟琳說。“我一點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場卑鄙的騙局。”

海明威就出生在芝加哥近郊的橡園鎮（Oak　Park，音譯奧克帕克），我剛到芝加哥時，去瞻仰過他的故居：一幢簡單古樸的房子，舊家具、發黃的手稿和老照片有一種安詳悠遠的氣息。上個世紀初，這里是一個規行矩步，蒸蒸日上的中產階級小鎮。海明威在這里成長，但是他并不屬于這里，出走后就再也沒有回來。海明威的一生，在作家里絕對屬于豐富多彩的：戰爭、革命、探險，樣樣不拉；雪茄、女人、航海，從未閑著。他一生結了四次婚，感情經歷和話題都很豐富；他是個敏感的人，也很自我中心，行事捉摸不定。海明威研究因此一直是顯學，無論嚴肅評論還是八卦緋聞。

然而一個作家的偉大終究是由于作品，其余不過浮云?！队绖e了，武器》是最感動我的反戰小說，里面不僅僅是真實的殘酷，還有虛構的愛情。在這一點上，它比《西線無戰事》更為動人好看。事實上，我最喜歡的雷馬克小說是《里斯本之夜》，同樣是戰爭中的愛與死，動蕩里的個人命運就如同茫茫大海上一葉扁舟，隨著波濤起伏，不管怎樣掙扎，最終無能為力。

海明威在1929年寫的《永別了，武器》是他的成名作，和之前的《太陽照常升起》并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迷失的一代”代表作。一戰與二戰不同，爆發于偶然而不可收拾，最終沒有贏家也沒有正義。一戰之前的二十世紀初，工業革命帶來生活的巨大變革，繁榮與發展似乎是一個既定方向，歐洲人對未來滿懷信心，對自己的價值觀深信不疑。“迷失的一代”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的第一次坍塌，在原有的政治正確廢墟上，國家主義與民粹等混成的怪胎，先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后有德國納粹。在國際地緣本來的邊緣地帶上，興起了巨大的紅色蘇聯。

海明威、雷馬克以及我以前寫過的茨威格等許多二十世紀上半葉作家都不是書齋中人，而是為和平、自由與進步奔走呼喊者，然而他們那一代作家面對納粹法西斯極權主義的興起無可奈何。他們預見黑暗，卻只能和時間一起緩緩步入黑夜。這或許是他們當中，不少人未能如后來的大作家那樣生活理性、壽終正寢的原因吧。雖然二戰以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告終，然而深淵的陰影往往伴隨人的一生。海明威在1961年用一桿雙管獵槍炸碎了自己的頭，死得很勇敢也很瘋狂。

四

十多年前我曾經開車去很遠的地方看一場俄羅斯芭蕾舞團演出的《天鵝湖》，不知是因為期待太高，還是由于前蘇聯解體后國家芭蕾舞體制崩壞，舞團四分五裂，普遍水準下降，反正是沒有什么感覺?；丶衣飞?，我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老了，失去了對人生的敏感？

《列寧在1918》里的芭蕾舞鏡頭在我的童年里是如此印象深刻，年少時，白天鵝曾常在夢中縈繞，或許在不知不覺間影響了審美觀的成形。我已經想不起是在哪里聽的，但仍然能夠感受到第一次聽《天鵝湖》黑膠時的美妙。如今我的地下室里有不下十個《天鵝湖》黑膠版本，由穆拉文斯基、安塞美這樣的大指揮家指揮的，卻沒有那時的感覺了。

發小中沒有誰記得曾經有一個女孩在紅樓的樓頂平臺上跳《天鵝湖》，我不知道是自己記憶有誤，還是出自童年時的一種向往、一次想象。也許我把白天鵝幻化成了一個想象中的女孩，有時人在潛意識里有一種模糊現實與期望的傾向，自己相信的真實可能并沒有發生過。不過我確信真實的是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夜晚，第一次看《天鵝湖》全劇，散場后和一個女孩在北京展覽館樹叢掩映背后的回廊坐了很久。那是我曾經認識的跳芭蕾舞女孩，至今清晰記得她曼妙的舞姿。那時我就常唱舒伯特的《菩提樹》：“也曾在那樹干上，刻下熱情詩句，歡樂痛苦的時候，我常走近這樹”。然而青春熱情，難免無疾而終；曾以為刻骨銘心的瞬間，多半在時光里風化?，F在唱《菩提樹》，最后一段比從前唱得輕而自然：“如今我遠離故鄉，往事念念不忘，我分明聽見它說，在這里長安樂”。想象終竟是鏡花水月，大約二十年后，幻化成《美國往事》里的一段回憶；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我坐在濱海的房間里，這是一個多云的黃昏，隱約有海浪拍岸的聲音。西望太平洋和故國的方向，但見海天一色，空無一人。

雖然從佛學上講，沒有分別、一片空曠更接近世界的本相，不過我素不敢以有緣法自居，更傾向于凡人的使命還是在于找尋真實。我們所經歷的時代和我們所了解的歷史，有太多其實我們并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因為缺少關注，或者由于被湮沒與遺忘。在2018年想起《列寧在1918》，關于一個世紀之前的世界，我們究竟還知道多少？在經濟高速成長、生活快餐節奏的當下，半個世紀前的親身經歷，我們又還想得起多少？

二戰確立了新的政治正確，也開始了冷戰。一邊是新興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是重建的自由民主世界?？駸岖I身是植于人性深處的沖動，堅信不疑是維系社會安寧的需要。敏感的文學家一生多半處于夾縫之中，他們更多感受到人性的可疑、世界的不確定性而又無能為力?！队绖e了，武器》和《西線無戰事》甫經發表就洛陽紙貴，早在三十年代初就翻譯成中文。前者有一個很鴛鴦蝴蝶的名字：戰地春夢，這個譯名大約更適合當時大眾品味，很得流行演義小說的神韻，也折射出譯者的理解。然而愛情在《永別了，武器》并非一種流行元素，而是與戰爭、死亡對抗的另一極。視之為“春夢”，多少忽略了作者的寄托與小說的力量。是的，文學與歷史是無用之學，從來不足以改變現實，在崇尚實際的商業時代人們更多離之遠去。然而文學中的美感、歷史中的真實，是心靈史與事件史的記錄，比物質世界留存得更為長久，構成一個時代傳承的根本。

大多數人的歷史認知，來自教科書、文學、電影及其他，很少來自歷史著作本身。對于我來說，文學不僅是一種歷史認知，更是一種坐標。日常歲月大半是平淡的，歷史真相往往是冷酷的，而文學不管怎樣寫實或悲觀，總會是有溫度的，何況一個人完全可以心中悲哀，卻仍然滿懷希望。自然，希望很可能是虛妄的，理想主義沖動被利用成為瘋狂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不過每代人都有自己無法逾越的局限性，我們自出生而逐漸形成的思維慣性，注定了必須有所寄托的命運，注定了要去尋找心中不會消逝的象征。很難說這到底是堅守信念還是逃避真相，有時也可能兼而有之。冷戰結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紀里，這個世界似乎有了方向。沒有誰意識到，二戰以來的政治正確其實在緩緩坍塌。在本以為會是一派祥和的2018年，人們發現歷史并未終結，動蕩與沖突的可能性并未減低；意識形態雖然不再分明，價值觀的混亂卻似乎與日俱增。一方面，半個多世紀的和平讓世界前所未有地富庶，大大增加了人在現實人生中的選擇可能性；另一方面，總有一些人感覺心靈不知所措，不得不以個人的方式構筑自己的避風港。在我生活中的某些時刻，那是湖上翩翩起舞的一只白天鵝，半個世紀來不常想起但也從未忘記。

（作者系作家，現居美國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