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陶舜/文 雄安的命名寓示著這個新區的命運，雄有“英雄”“雄起”的意味，安是“安定”“安心”的意思。當官方媒體報出“雄安”的名字，我透過字面聯想到了更多。

新華社對雄安新區的深遠意義是這樣解讀的：“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歷史定位，并不夸張。既然深圳、浦東高標在前，對標于此的雄安應該如何超越？“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范區”，這句話的意思說到底還是創新，要支撐這樣的標志性創新就必須繼續深化改革，把改革模式堅持到底。

雄安站在時代與使命的十字路口。

盡管雄安新區的建設與當年的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所處的區域和歷史條件不同，但雄安依然值得汲取深圳、浦東的建設經驗，根據自身的區位優勢進行批判式繼承和創造性轉化。履職深圳9年的“產業市長”許勤調任河北省委副書記，亦可視為雄安對深圳經驗的肯定。許勤曾被稱為“最具高科技專業知識的市長”，深圳經驗將如何在雄安落地，雄安如何闖出自己的一條新路，真正的經驗還是創新和改革。

雄安要把創新驅動作為新區發展的根本動力，引導創新要素向新區集聚，支持新區從創新載體、運行機制、發展環境等方面營造良好創新氛圍，吸引高端創新人才和團隊，努力打造創新高地和科技新城。宏偉的目標需要踏實的執行，穩增長需要穩定的價值觀，就一定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兩者不可偏廢，必須打好組合拳。

與深圳、浦東不同的是，雄安是在房價居于高位的市場環境下著手建設的，這就決定了穩定房價與新區建設必將相伴始終。雄安將如何平衡這些關系，能不能探索和發展出創新性的解決辦法，既不斫傷這樣的投資熱情，又能保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本色，這是考驗雄安新區的第一道考題，也是觀察和推演雄安建設未來的一個窗口。

就目前來說，雄安新區的消息一經權威發布，全國炒房者蜂擁雄安，盡管政府部門提早封盤，很多房子仍在這兩天的地下交易中炒出了十倍溢價。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雄安新區發布之前，當地房價仍在三五千一平米的低位徘徊——對一個農業縣來講這樣的房價是合理的，對于一個“首都副中心”來講，那樣的房價確實太低，引發搶購是必然的。新區的設立無論在行政還是經濟層面都極大地增益了房子的價值，隨后的房價上漲符合經濟規律。即便封盤，仍有大量的地下交易噴薄而出，等待解封的那一天從容“轉正”。封盤只是權宜之計，何時解封，如何解封，對投資者來說是一個財富夢的懸念，對于決策者來說也是一個考驗。

雄安站在時代與使命的十字路口。在房價高歌猛進的時代，它承載著政治和經濟的雙重使命，雄安在創新高地和科技新城的新區定位之外，還有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角色定位，設立雄安新區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緩解北京大城市病，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的兩翼——簡單地說就是媒體所稱的“首都副中心”。

雄安新區之所以被認為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原因就在于它是一項旨在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工程。 雄安新區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新區，重點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與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無關的城市功能，包括行政事業單位、總部企業、金融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因此，雄安有著比當年的深圳和浦東艱巨得多的歷史使命。人民日報說，雄安新區既不是一些人一廂情愿認定的“聲東擊西的遷都”，也不是在通州北京副中心之外再建一個“首都副中心”。既然兩者都不是，那雄安新區是什么呢？現在看，能說得清楚的人并不多。

雄安本來就是在一張白紙上規劃一座新城，它最大的魅力正在于此，雄安的未來取決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歸根結底，取決于這兩種作用的角色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