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文

一

漢娜·阿倫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簡稱《艾希曼》）最早是以五篇文章連載的形式發表在1962年的《紐約客》上，內容是基于在耶路撒冷審判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所完成的一份報告。之后，阿倫特對發表的這些文章進行修訂，1963年5月出版了英文版書籍，次年出版了德文版。中文簡體版出版于50多年后的2016年。

《艾希曼》的中文版雖然姍姍來遲，但是這本書中的關鍵概念“平庸的惡”，我們絕不陌生。只要有關于納粹第三帝國、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大屠殺等話題的書籍，總會提及“平庸的惡”。這是阿倫特的著作中流傳最廣的兩個概念之一，另外一個是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到的“極權主義”。極權主義當然不是阿倫特的發明，但是當阿倫特用其概括納粹時期的德國和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時，極權主義變成了一種對“極端的惡”的最準確描述。這兩個概念之間的親緣關系一目了然，阿倫特在寫給美國友人瑪麗·麥卡錫的信中就承認，“平庸的惡”這個表達方式就是相對于在“極權主義”中說的“極端的惡”提出的。

1964年，關于《艾希曼》的爭論甚囂塵上時，阿倫特有機會做了一個廣播節目談話，開始就說，想先對因為《艾希曼》引發的爭論做個評論，“我故意說‘引發’，而不說‘造成’，是因為這場爭論大部分針對的是一本子虛烏有的著作”。她說，這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是從一個案件事實中明確得出來的，“我指出了一個因與我們關于惡的理論相齷齪而令我震驚的事實，因此也就指出了某種雖真實但看起來不合理的東西”。最令她感到奇怪的地方還在于，耶路撒冷審判處理的本來就是一個得到判決結果的案子，結果她現在被告知下判斷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任何不在場的人都不能下判斷”。

這種對她的書籍的誤讀讓她困惑不安。要知道，當一個在特定語境中有著具體含義的概念一旦脫離了當時的具體語境，經過傳播學的過濾和越來越多人的誤讀，很容易就變成了一個大眾化的庸俗詞匯，變成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不需要理解的一種公眾意見——而這種意見與原著中所要表達的含義很可能大相徑庭。

順便多說一句，孫傳釗編譯過一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收錄在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譯叢”中，很多不明真相的讀者以為這是阿倫特《艾希曼》的中文版，其實那只是一本論文集，其中涉及到阿倫特原著的內容只截取了結論的部分。這個文本其實就是誤讀阿倫特最好的一個證明，抽離出原文的內容，省略阿倫特的論述過程，只借用結論的有效性和實用性，建構一個新的爭論語境，在這個新的語境中，對“平庸的惡”的概念進行想當然的重新書寫定義。

二

《艾希曼》一書可以看作是納粹黨衛軍中校阿道夫·艾希曼的別傳。整本書除了第一章講述了庭審現場以及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對這次審判的重視之外，剩余的篇幅都是用來講述艾希曼加入黨衛軍之后的經歷。他如何從一名失業的工人加入黨衛軍，步步高升到中校，成為一名猶太人移民問題專家，并在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中發揮重要作用的。

艾希曼是在1932年加入黨衛軍的，之前他是一名失業工人。1938年是艾希曼在黨衛軍中發跡的開始，他被派遣到維也納負責“強制移民”，把所有猶太人強制驅逐出境。這是艾希曼在加入黨衛軍之后的第一份重要工作，他不但盡職盡責地完成了任務，還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建立了一種流水線的工作模式，大大提高了“移民”的效率。這次事件被上層黨衛軍樹立為榜樣和典型，他逐漸成為了一名猶太人移民問題專家。從此之后，逐步攀升，得到重用。從1937年到1941年，他得到了四次晉升，最終成為了一名黨衛軍一級突擊大隊長，授予中校軍銜。此后，他受命參與到了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中來。從1941年到1945年間，艾希曼負責運送整個歐洲的猶太人去集中營和滅絕營的工作，這位移民問題專家，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指揮官，直到最后仍然堅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忠實地執行任務。

戰爭結束時，艾希曼被美軍逮捕并關進監獄，但沒人發現他的真實身份。1945年11月，針對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拉開序幕，艾希曼的名字頻頻出現，才引起人們的重視。艾希曼得知自己被曝光后，越獄出逃，幾經輾轉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從此隱姓埋名，當了一名汽車修理工。1960年，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綁架逮捕，偷運至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被帶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因十五條罪狀被起訴，其中包括：反猶太人民罪、反人類罪、戰爭罪等等。

對艾希曼的審判自1961年4月11日開始，持續了將近4個月，之后又經過上訴和判決。艾希曼在1962年5月30日被判處死刑，次日被執行了絞刑。

三

阿倫特得知艾希曼即將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的消息后，就向《紐約客》雜志主動請纓，以特約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報道此次審判。為了這次審判，她推掉了很多重要的工作計劃，執意要去耶路撒冷，她心中有很多的困惑一直未解，之前錯過了紐倫堡審判，沒有看到那些殺人不眨眼的納粹戰犯，心中總會覺得這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她向很多朋友都解釋過這樣做的理由，就是想知道一個執行過600萬猶太人滅絕的人到底是什么樣的。以色列之行對她而言，就像是履行一種重大的責任和義務。

這次耶路撒冷之行的結果就是《艾希曼》一書的寫作和發表。這本書在阿倫特的系列著作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卻是流傳最廣、影響深遠的一部。她一直強調的是這是一本審判報告，從一個旁觀者和記者的視角進行寫作。但是一個普通記者絕不會用這種嘲諷的口味報道一次審判，也不會用“平庸的惡”來概括一個納粹戰犯，尤其是在以色列，這個聚集了大量的大屠殺幸存者的國度，把一個執行過600人死刑的戰犯形容為一個平庸無奇、只知道忠實地執行上級命令的官僚，這近似于一種挑釁和侮辱。一個記者只會站在客觀中立的角度描述審判過程，不會做出判斷。而阿倫特當然有自己的傾向，有自己的判斷。也正是這種判斷激怒了一些人，甚至一個國家，與流散在全世界的猶太人同胞為敵?！栋Ｂ返臓幷摻^非簡單的“平庸的惡”這個問題，這大概是我們沒有閱讀原著之時最大的誤讀。實際上，這本書中涉及到“平庸的惡”這個話題的篇幅很少，我們對它想當然的認識更多是因為這本書的副標題“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先入為主占據了我們的意識。阿倫特后來也承認，這種概括很容易讓人誤讀為她為納粹戰犯辯護脫罪。但她的原意并非如此，如果我們閱讀本書就能知道，阿倫特將艾希曼形容為“平庸”，更多的指向了一種不愿思考，不想負責的狀態。至于她從庭審現場觀察到的那個戴著黑邊眼鏡，駝背，頭發稀疏謝頂，滿口陳詞濫調的艾希曼，確實毫無風采可言——但是這種印象可能過于主觀，任何一個大人物，經過了多年的狼狽逃亡，被捕入獄，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希特勒如果站在審判席上，估計也是如此。再殺人不眨眼的魔頭，當成為階下囚時，我們看到的也不過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頭。所以，在幾年的爭議風波之后，阿倫特說，如果有可能，她更傾向于不使用這個故作驚人之語的副標題。

撇開以貌取人這個層面的誤讀，我們也要認識到“平庸的惡”這個概念之所以經過了數十年之后依然能夠引發人們的熱議，說明阿倫特確實捕捉到了一些人身上或者說潛意識中的惡魔性。這的確是阿倫特著作中最具原創性的概念之一。我說的原創性指的是，我們無法通過表面的觀察就輕易地作出論斷，我們只能通過閱讀阿倫特的著作和相關的論文，對這個概念作出豐富而精彩的解讀，而不是通過那些批評者的斷章取義來曲解阿倫特的原意。

在《艾希曼》中，阿倫特這段核心的論述值得一再提及：“當我說到平庸的惡，僅僅是站在嚴格的事實層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個人臉上的一種現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麥克白；在他內心深處，也從來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樣‘一心想做個惡人’。他為獲得個人提升而特別勤奮地工作……他只不過，直白地說吧，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為缺少想象力，他才會一連數月坐在那里，對一個審訊他的德國猶太人滔滔不絕、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釋為什么他只是一個區區納粹黨衛軍中校，說他沒有得到晉升不能怪他?？偟脕碚f，他非常明白究竟發生過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陳述中，他說到了‘重新評定納粹政府制定的價值觀’。他并不愚蠢，他只不過不思考罷了——但這絕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讓他變成那個時代罪大惡極的人之一。如果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費勁全力也無法從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殘忍的、惡魔般的深度；縱然如此，也遠遠不能把他的情形叫做常態。當一個人面對死亡，甚至站在絞刑架下時，他什么也不想，只想著他這輩子在葬禮上聽到的悼詞，想著這些‘崇高的字眼’，將完全掩蓋他行將就死的現實——這當然不能叫正常。這種遠離現實的做法，這種不思考所導致的災難，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還要可怕。”所以“平庸的惡”絕非程度較輕的惡行，它其實是比“極端的惡”更嚴重的惡行，因為這種惡行是以虛假、和善和誘惑的面目展現出來的，更讓人防不勝防。

四

《艾希曼》一書的寫作對阿倫特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催生了阿倫特后期的大部分著作的主題。這本書起到了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在它之前，阿倫特思考的是與極權體制不可分割的“極端的惡”；在它之后，艾希曼這個人物將她的關注點變成了思考“平庸的惡”——好人為何會作惡？阿倫特后期很多論文和演講，包括她后期重要的兩部作品《精神生活·思維》和《精神生活·意志》，某種意義上，都是由艾希曼這個人物的平庸性激發出來的。盡管外界對她的爭議和謾罵不斷，她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思考這個小人物的平庸性的特質。正是阿倫特的這種思考，將“平庸的惡”這個概念賦予了豐富的內涵。這個概念的豐富性，已經不單單用來形容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納粹戰犯，還用來形容以后所有時代里，那些潛在的殺人兇手，他們不是惡魔，不是壞蛋，并非窮兇極惡，但是在某種條件的引誘下，他們就可以拿起手中的屠刀，成為一個惡魔。某種意義上，阿倫特預見了邁克爾·曼在《民主的陰暗面》中提及到的二十世紀后半頁大部分種族清洗，那些本來就和睦相處的鄰人一夜之間就可以成為互相砍殺的仇敵，無數的滅門慘劇由此而生。

阿倫特在此之后從來沒有停止追問，如果像艾希曼這樣的人不純粹是惡魔，那么是什么使得他們做出那些行為的？在《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1964）一文中，阿倫特嘗試給出自己的解答。

在她看來，在納粹時期，那些明哲保身、拒絕參與公共生活的人，雖然沒有抵抗納粹，但是這些人，卻是僅有的敢于自己做出判斷的人。這是因為，我們自身的道德和價值體系都是陳舊的，是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中總結而來的。當一件事情發生時，我們自動會選擇某種已有的價值體系對這件事情做出判斷，并且遵循已有的先例經驗進行處理。但是，對于那些不參與者而言，他們意識到納粹的這種罪行并無先例可以遵循，他們繼承的經驗和價值體系中并無合適的判斷標準。所以他們開始思考和自我發問，在納粹犯下的罪行之后，他們該如何抉擇。當他們發現自己無法決定的時候，他們選擇了什么都不做，“并非因為這樣世界就會變得更好些，而只是因為，只有在這種條件下他們才能繼續與自己和睦相處。故而當他們被逼迫去參與時，他們就會選擇去死。不客氣地說，他們拒絕殺人，并不因為他們仍然堅持‘你不得殺人’這一戒條，而是因為他們不愿意與一個殺人犯——他們自己——共存”。而那些最早屈服于納粹體制的人們所選擇的做法，根本就沒有停下來思考，就把這種前無古人的罪行當成了一種習俗和慣例，按照原有的價值體系接納進來。換句話說，納粹時代的道德劇變并沒有觸動他們敏思的心靈，他們的思想沒有悸動，他么的靈魂沒有任何拷問的跡象。

在這里，阿倫特還對那種“我只是服從命令”的論調進行了反駁。服從當然是政治的首要美德，沒有了它任何政治體都無法生存。但是服從是否就意味著不用擔負責任呢，是否就意味著它只是那個命令的執行工具，并非真正的殺人者或者同謀呢？在這里，阿倫特說，存在一個認識上的誤區，服從命令的人混淆了“服從”和“同意”的關系，將其等同。對兒童來說，需要服從的事情，在成人那里則需要征求他們的同意才可以。成人的服從中隱含的意義在于，他同意接受別人的支配，并且服從領導者的命令，因為領導者所發布的命令代表他們共同的意愿。那些服從他的人實際上是在支持他和他的事業，如果沒有這樣的服從，領導者將是無助的，他根本無法完成任何事情。

那些拒絕參與納粹公共生活的人，其實代表了他們拒絕服從，換句話說，他們經過自己的思考之后，決定不“同意”納粹的統治。假如將這種狀態理想化，就會發現，如果有足夠多這樣的人拒絕了支持納粹，甚至不需要做任何抵抗，納粹政府都無法實現他們的目標——這其實是一種非暴力抵抗的形式。而那些參與到納粹的犯罪過程，并且用“我只是單純地服從了上級的命令”這樣的陳詞濫調為自己開脫的人，我們提出的問題不該是“你為何服從”，而是該追問“你為何同意和支持”。在此，語義的轉換之后性質完全不同，一個只知道服從命令的人變成了支持和同意罪行的共謀者。

五

《艾希曼》一書中，關于“平庸的惡”的說法絕非阿倫特的故作驚人之語，當然也絕非為納粹罪行開脫。當得到艾希曼被絞死的消息后，阿倫特在寫給瑪麗·麥卡錫的信中說：“我很高興他們絞死了艾希曼。并不是說這很重要，而是如果他們不把事情以種種唯一符合邏輯的方式結束，他們會讓自己顯得無比荒唐。我知道有這種感覺的人不會多。有一個改革派拉比出來為他求情，批評以色列的處決‘缺乏想象力’！還有其他人呼吁以色列應該達到‘神的高度’，這些都讓我很反感。”

艾希曼的惡行當然要受到懲罰，他在執行猶太人進入死亡營的過程中占據了重要的一個環節，他的死早在審判之前已經有定論了。以色列之所以大費周章，不惜冒著違背主權公約和國際法的危險，將他從阿根廷綁架回國受審，是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的一種政治策略。他想通過這種形式，將以色列打造成猶太人世界的中心，告訴全世界的猶太人，只有在以色列，猶太人才能找到家的歸屬感。通過講述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的歷史，來重新團結所有的猶太人。

但是，對一次審判而言，它似乎承擔不起這樣大的歷史重任，而且很容易偏離審判所追求的正義和公正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阿倫特嘲諷這次審判是一次政治作秀。在她看來，對艾希曼的審判只能從這個人的經歷中找尋他的犯罪證據，與艾希曼本人無關的猶太人事件，就算有再大的殺戮和不公，也與這次審判無關?！栋Ｂ芬粫凶疃嗟臓幾h就在于，阿倫特對待自己同胞的冷漠口吻，她完全理性地討論一次庭審所應該具備的所有程序，就好像受害者不是她的同胞，與她無關。正是這種貌似冷血的口味讓她受到猶太人的排斥，好像她根本不熱愛自己的同胞，不熱愛自己的種族。她干脆承認了這一點，她說她不但不熱愛自己的種族和同胞，甚至不熱愛任何種族，她熱愛的是自己的朋友和親人。

這大概是《艾希曼》一書中最大的分歧，她從一個個體的角度來審視這次審判，而以色列最想做的就是把這次審判看成是對猶太人歷史的審判，從而可以吸引整個世界的國家重新審視猶太人的問題。

我們不要忘記了，“平庸的惡”從來不會消解掉惡的存在，它是一種影響更為深遠的惡行。而這種惡行與我們不愿思考，甘愿成為一個服從者有著很大的關系。所以，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那些不能運用自己理性思考，進而作出判斷能力，只是一味盲從的人群。如果阿倫特沒有發出這樣的聲音，沒有站在以色列的對立面，沒有對這次審判進行批評，只是從一個記者的角度作出客觀和公正的陳述報道，她豈不是變成了她筆下的那個“平庸的惡”的形象的最佳注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