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劉艷

2016年3月間，國務院批轉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6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制定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方案，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日前，原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招商銀行董事長秦曉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做了《重構金融監管體系：理念、功能和模式選擇》的講座。

秦曉認為：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宏觀審慎、功能監管、行為監管的關鍵元素，而參考英國模式的“央行+行為監管局”或參考澳洲模式的“一行雙峰”（上面一行負責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下面“雙峰”微觀審慎+行為監管）既符合宏觀審慎的原則，又強化了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同時實現了行為監管與審慎監管的適度分離。  

秦曉將中國現行的金融金融監管體系歸納為“一行三會的分業式的機構導向的金融管理體系”。

但近兩年資本市場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已經形成了混合經營的業態，在這種情況下“一行三會”監管體系問題開始凸顯，具體表現為五個方面：監管競爭，信息分割，協調困難，監管空白，監管套利。

監管競爭，監管競爭有共性的問題也有國家特性的問題，對于我們國家來講他是一個內生的問題，監管部門被同時賦予這個行業的主管職能，相當于一個體育隊裁判有監管的職能，領隊是球隊的，裁判不需要關系輸贏，球隊是要輸贏的，這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很難整合在一起。比如債券，債券市場有四個主管部門或者是監管部門。財政部是政府債券，證監會是公司債，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是銀行系統的中央票據、金融債券、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國家發改委是企業債，四個部門會相互競爭，如果一家降低門檻，然后競相降低發債的門檻，這使得我們債券發行量從去年6月開始飆升，加大了金融市場的信用風險。一放松了這個口子就開了，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競爭監管的現象。

協調困難，因為監管部門理念、目標、方式和執行均存在差異，具體說每個行業的風險偏好度是不一樣的，考核重點也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平行三會之間的競爭會使得監管協調變得更為困難。比如像平安集團這樣的金控集團，旗下涉及多個金融子公司從事不同金融業務，銀行受銀監會，保險受保監會，信托受銀監會，證券受證監會，三個部門為一個公司去協調，這個協調的難度就比較大。

信息分割，分業監管體系造成了金融統計信息的分割，局部的碎片化的或者缺乏一個整體的數據很難對信息風險進行識別并提供應對的措施。去年我們的股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時，證券公司通過外接系統進入股市的場外配資來源復雜，有銀行、信托等持牌的金融機構受銀監會監管，有民間配資的部分受到地方金融辦監管，資金通過配資賬戶、信托、理財資金池等層層嵌套，導致證監會作為一個證券市場監管機構無法清楚地了解進入證券市場的杠桿資金總量，從而無法有效監控和估計市場風險。出事以后，證監會不得不基于不完全的信息對場外配資采取行政式清理，其代價是杠桿資金離場，股價螺旋式下跌，投資者競相拋售股票，最終導致場內杠桿資金平倉，A股市場的流動性迅速枯竭。

監管空白，當前我國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投資者或者是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影子銀行業務、創新金融業務、互聯網金融業務方面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監管空白，不知道誰在監管。比如P2P這類創新接待平臺目前由各地方的金融辦負責審批，這樣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共存，金融辦因地而異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銀監會不能完全掌握情況。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空白，掩蓋了整個銀行體系不良率的真實情況，可能誤導我們對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研判。 

監管套利，因為分業管理政出多門，如一導致對同質的業務監管標準不一致，引發監管套利，哪兒的標準松我去哪去獲取批準。這不利于構建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秦曉認為，英國模式在理論上比較完善，比較符合“宏觀審慎”也符合混業經營和綜合監管的要求，同時具備“功能監管”的特征，可以較好解決監管競爭和監管套利的問題，同時降低了協調成本。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應該考慮將金融機構和業務統一在央行這個綜合監管機構之內。   

但同時秦曉也提到，這個目標達到可能不能一步到位，需要小心權衡改革的成本與收益。英國原來就是混業，中國目前還是一個分業的狀態，如果按照英國重構會碰到很多的問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可以做一個分步走的漸進過程，第一步加強監管協調，將具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移交央行，可以考慮以一行兩會或設立金融協調委員會的起點，可以考慮成為一個過渡的模式。第二步，在完善宏觀審慎管理的基礎上，實現功能監管和強化行為監管，最終形成“央行+行為管理局”的模式。

而在處理中央金融監管部門和地方的關系上，秦曉認為不能將監管和主管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整合起來，也不能按行政區域來劃分金融監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