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降蘊彰 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一直在沈陽、黑龍江搞調研，他現在最關注的是東北三省的國企脫困問題：解決東三省國企脫困問題的關鍵在哪兒？靠國家加大項目投入能解決問題嗎？與前幾輪國企改革相比較，目前國企改革的難點是什么？為什么現在國企改革普遍動力不足？究竟該怎樣妥善處置“僵尸企業”？
周放生告訴經濟觀察報，目前東三省的大型國企的虧損面已經不亞于1998年國有大中型國企的虧損情況，那時候，他是原國家經貿委國有企業脫困辦公室副主任，現在仍清楚記得，當年國有大中型國企的虧損面39.7%?，F在東三省的一些國企已經處于停產或半停產，有的開始拖欠職工工資，有的表面上報的是盈利實際上卻是虧損的，甚至連過去很少出現的鐵路貨運運力現在也都需求不足，陷入了供大于求的狀態。
通過半年多的實地調查研究，再結合中央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周放生對解決東三省國企脫困有了較為清晰的思路，他認為，國企脫困的前提首先要承認問題的存在，敢于面對現實，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問題就解決了一半。這方面，在中央近期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中，至少前三項能說明是承認存在問題的。
周放生認為，現在國企改革所處的困境，與1998年的情況也接近，比如，外需低迷、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等方面?，F在供給側改革中所說的“僵尸企業”，在1998年也大量存在，需要“政策性破產企業”，都是長期嚴重虧損、資不抵債企業。其實“僵尸企業”這個詞早就存在，只不過沒有出現在中央文件中。還有，當時國企脫困的一些政策措施與目前提出的供給側改革相似。
現在一些長期嚴重虧損國企不愿意被市場出清，總是硬撐著找政府、找國資委要補虧、補貼，他們希望政府國資委什么都管，虧多少補多少，周放生表示，對于嚴重虧損、資不抵債的國企要堅決破產，沒有價值的就破產清算、有價值的就破產重整。
周放生還提出諸多國企改革建議，比如，要盡快建立改革“容錯機制”，對于改革過程中的一些探索、創新、突破，只要不涉及當事人貪腐行為，一律免責；要實行骨干員工持股，“分紅權改革”；通過改制分流解決職工的安置問題等。
改革大轉向
經濟觀察報：你在1998年曾任國家經貿委國有企業脫困辦公室副主任，從這些“實戰”經驗來分析，現在中央提出的供給側改革，與以往的國企改革，最根本的變化在哪里？
周放生：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在東北省做了一些調研，跑了沈陽、哈爾濱等地?，F在我退休了，這樣去跑企業比原來還方便，反而能看到、了解到很多比較真實的的矛盾和問題。
通過調查我發現，目前東三省國企困難程度已經很嚴峻了。
這次中央提出供應側改革，供給與需求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按照我的理解，提出供給側改革不是微調，而是掉了180度的頭，從需求側面來解決經濟問題，轉換到了從供給側面來解決經濟問題。我們經濟政策什么時候掉過這么大的頭？沒有！1998年也是這個方向，但是沒有像這次提的這么明確。我的理解是這樣。
從1980年代算起，全國性產能過剩至少有3、4次了，每次產能過剩都比上一輪嚴重，尤其是2008年到現在這次。1998年，朱镕基也是從供給側改革下手，比如紡織壓錠，但是用行政手段壓產能，2008年的產能過剩采取的措施是刺激需求，結果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你想想，本來已經產能過剩了，還從需求側刺激市場。市場本來沒那么大需求，是用行政手段刺激出來的，那么就給供給方的市場信號是放大的，錯誤的。所以導致今天的產能過剩比2008年要更加嚴重，幾個行業的數字統計下來，產能過剩大概接近50%。我認為，這次供給側改革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整個方向對了，原來解決問題的方向有問題。
經濟觀察報：1998年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虧損面是39.7%，現在好像整個國企虧損更為嚴重。最近我們看到一份山西的資料中說，山西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困難的時期，到2015年11月，山西119個縣（市、區）有87個縣的財政收入是負增長。
周放生：從我在東北的調研來看，現在東三省國企的虧損面實際上超過60%，山西的情況可能更為嚴峻?，F在全國國企虧損面是多少說不清楚，因為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公布數字。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現在國企改革中最關鍵的問題是什么？
周放生：首先要承認總體上國企已經很困難，部分國企嚴重虧損的現實，如果不承認現實，那何談解決問題呢？
如果還說形勢一片大好，大家就認為沒有改革的必要了。1998年朱镕基時期，首先就是承認現實、承認國企很困難了，中央下決心國企要實現三年脫困。脫困的前提是承認問題的存在。承認困難，你才能面對它，面對現實，你才能采取措施。
最近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其中，至少前3項，都是承認國企存在問題的體現。有一句老話，叫承認問題的存在，問題就解決了一半。
另外一個，就是要深化認識，下定決心，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明確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還有具體的任務。“要硬碰硬的干下去，要堅定地干、大膽地干、扎實地干、精準地干、決不回頭地干”。
建議改制分流
經濟觀察報：現在有一些專家擔心，新一輪國企改革會造成GDP下降，進而會進一步造成大量失業人員、下崗人員問題，1998年國企改革也同樣面對這些問題，你對現在一些專家所謂擔憂的說法此如何看待？
周放生：現在中央的說法叫適度刺激經濟，適度就是使GDP不能跌的太猛。改革主攻方向是供給側改革，主要是解決供給側的問題。1998年國企有三座大山——冗員過多、負債率過高、企業辦社會。當時怎么解決這三座大山呢？一是下崗分流，解決冗員問題。
二是債轉股，解決負債率過高的問題。國企負債率過高一個重要原因，是1984年國家出臺了一個“撥改貸”政策，就是撥款改貸款，這個政策意味著1984年以后新成立的國企國家資本金一分錢不出，企業一出生就是100%的負債率?！豆痉ā肥遣辉试S這么設立企業的，沒有資本金怎么設立企業？
1998年我們很多國有大中型企業負債率達到150%、200%，它的財務費用的負擔是非常沉重的。朱镕基當時采取“撥亂反正”，把“撥改貸”政策掉頭改為“債轉股”就是把這部分債權轉為改為股權，大大減輕了企業的財務負擔。
第三個措施是政策性破產，現在叫市場出清。其實那時候政策性破產的企業就是現在的“僵尸企業”。我們那時候就叫長期嚴重虧損，資不抵債企業。
就業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改革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但切不可大意”。相比1998年，現在我國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經濟發展基本面好，新動力正在強化，經濟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社會就業形勢、財力規模、社會保障制度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抗風險能力很強，只要處理得當，雖有陣痛，但不會很大，基本不會出現大規模的下崗失業問題。
所以，現在有人擔心采取供給側改革措施，會不會當年的下崗潮，我認為是不會的。在1998年之后的國企改革中，其實就有一些地方探索出另外一個途徑叫“改制分流”。下崗分流與改制分流的區別在哪兒呢？比如一條船要沉了，人太多，必須要減一些人才不會沉船，那怎么辦呢？下崗分流的辦法是，給下崗員工每人一個救生衣，就下海里自己游，游上岸了就上岸了，這就叫下崗分流。
什么叫改制分流？就是從大船上把舢板放下去，讓員工在舢板上劃船，員工該干什么，還干什么。然后借舢板逃生，改制分流比起下崗分流員工生存的概率就高得多，只要舢板不翻，員工就有保障。對員工來說，原來是靠國企吃大鍋飯，反正國家得管，現在小舢板國家不管了。舢板和員工都進入市場了。改制分流與下崗分流，兩字之差已有本質區別。
經濟觀察報：對于現在一些國企干部職在改革中怕犯錯、怕但責任。你有什么樣的建議？
周放生：最近李克強總理明確表示，“對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和長期虧損的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實行關停并轉或剝離重組，對持續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采取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處置‘僵尸企業’，到2017年末實現經營性虧損企業虧損額顯著下降，而且還要加快從非主業領域退出，嚴控產能過剩行業投資，促進國有資本更多的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行業領域集中”，這些話顯然是針對國企講的。
既然是改革，我的看法是應該盡快建立改革“容錯制度”?，F在國企干部都怕擔責任，怕犯錯誤。因此要鼓勵改革中的創新、突破、試錯，沒有錯就沒有對。屠呦呦成功之前失敗過300多次。
改革探索中的錯就如同科研中的失敗是一個道理。要明確只要在改革的試錯過程中沒有貪腐行為就一律免責，不然有誰愿意冒著可能被追責的風險去試錯呢？這應該成為共識。
走破產重整之路
經濟觀察報：現在大家都在關注“僵尸企業”的處置問題，你對此如何看待？
周放生：“僵尸企業”是一個大概念，現在官方對“僵尸企業”的定義很清楚，就是長年虧損、資不抵債、技術產品落后的企業。在我看來，這里邊既包括落后的產能、落后的技術、落后的產品，也包括可能這個企業的產品、技術、市場還不錯，但是由于管理不對路，導致企業嚴重虧損，資不抵債?，F在關鍵是改革的措施要正確。
現在的說法是對“僵尸企業”要市場出清。過去是由于市場機制的發揮作用不夠，政府干預過多，導致市場不能及時出清。比如，一些沒效益的“僵尸企業”，政府為了保穩定，不是采取市場化的出清，而是千方百計輸血、補虧，硬撐著給貸款、給補貼，去挽救它，還讓它喘氣，還不斷的輸血，這等于就是占用了大量的不該占用的國家資源。
這叫掩耳盜鈴，因為這類企業已經是“僵尸”了。
所以我們會看到，對于如何處置“僵尸企業”，最近《人民日報》發文，提出處置“僵尸企業”，“要盡可能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對破產企業盡量實行‘安樂死’，還提出，在推進改革過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則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結果延誤了窗口期，把包袱留給后面，將來會得罪天下老百姓”。
經濟觀察報：對于嚴重虧損，資不抵債的“僵尸企業”，你認為是該實施徹底破產？
周放生：我國2007年6月實施了新的《破產法》，這個《破產法》最大的特點就是從美國聯邦破產法引入了重整概念，這是國際慣例。也就是進入破產程序后有兩條道，或者清算，或者重整，如果沒有價值就清算，有價值就可以重整。
我舉個例子，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花旗銀行和通用汽車公司，都經歷過破產這個過程，你看他們現在如日中天，不是很好嗎？也就是說破產重整不可怕，只要你這個企業，有產品、有資產，有價值，通過重整完全可以重生。
破產重整后的企業與原來的區別在哪兒呢？就是換股東了，原來的股東要換，因為你資不抵債，意味著股東的權益就沒了，那就換一個新的人來接盤，那這就叫市場化，就叫重新配置資源。股東變了，債權人變了，什么都變了，這不就重新配置資源嗎？所以我們現在面對“僵尸企業”，最好的方向是走破產的路子，或者清算，或者重整。
在對于如何解決“僵尸企業”的統一認識上，我認為目前還不到位，還沒有弄清楚真正市場化的辦法，或者說更好的解決辦法是什么。
最近我們把“中核鈦白”上市公司的破產重整，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過程拍成紀錄片，很能說明問題。
2000年前國企改革大事記
改革開放前30年
國有企業施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期推進工業化進程；
1978年7-9月
國務院召開務虛會，主要研究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會上提出了有關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問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表示，把企業經營的自主權從政府行政部門逐步還給企業，成為國有企業改革起步階段最現實選擇；
1978年10月
包括重慶鋼鐵公司、程度無縫鋼管廠等在內的四川省6戶國有企業率先成為改革試點；
1979年1月31日
四川省試點企業由6戶擴大到100戶，同時還選擇了40戶國營商業企業進行擴大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試點；
1980年9月
國務院同意并轉發國家經委報送的《關于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后工作意見的報告》中，提到“積極進行企業獨立核算，國家征稅，自負盈虧”；
1982年
五屆全國人大會議后：國務院決定加快國營企業“利改稅”步伐；
1986年
承包經營責任制成為了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形式；
1992年
國家體改委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并陸續公布了《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等14個引導股份制試點健康發展的配套文件；
1995年9月28日
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第一次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
1997年底
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時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1999年
國家經貿委辦公廳正式印發《關于成立國家經貿委企業脫困工作辦公室的通知》（國經貿廳[1999]209號），決定成立企業脫困工作辦公室（以下簡稱脫困辦）；
2000年
國家經貿委數據統計顯示，無論從國有經濟的整體情況，或者從行業分析，國有企業效益狀況都得到了根本改觀。2000年末，在13365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中，盈利企業9731戶，合計盈利2761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