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閱世】

 蘇琦

中國的資本主義在“萌芽”之后為何沒有駛出前工業化的歷史三峽，進入到以工業革命為標志的近代制造業階段，從而在商品化的基礎上實現專業化和產業化，一直是中外學界熱議而未決的話題。

在晚明時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曾經出現過一段輝煌時期。一條鞭法（賦役合并，攤丁入畝，折銀繳納）的大力實施所帶來的賦稅貨幣化改革，則令晚明經濟的商品化更上層樓。素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杭嘉湖、蘇松太地區，由于經濟作物生產對糧食作物的排擠效應，出現了要從區域內其他地方甚或區域外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產量區輸入大米的局面，“每歲無論豐歉，外省客米來售者，不下數百萬石”。

除棉布、絲綢、蠶絲、棉花、糧食等大宗產品外，小民的各類日常生活所需小商品的供給也出現了市場化傾向，江南“附郭之農兼粥蔬菜，織曲薄為業，皆不專仰食于田”。而那些長期棲身于市鎮之人也開始從市場滿足日常生活，“衣履有鋪，茶酒有肆，日增于舊。懶惰者可以不縫紉、不舉火而服食鮮華。”

然而這一切并未帶來工業革命所需要的最后突破。到了清朝中后期，隨著人口的大量增加，因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停滯的國內市場，成為致命的短板之一。

依賴工資過活，對于任何大規模市場的形成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只有那些靠工資生活的城市人口，才會選擇在市場上購買所需的物品。在英國，工作性質與人口分布在19世紀經歷了劃時代的巨變，使消費隨之而改變。1800年，約有35%勞動人口從事農業生產，1851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百分比下降到16%，到1911年，這一數字已低于8%。與此相對應的人口普查顯示，1801年，英國已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到20世紀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達77%。

在中國，同樣的變遷從未發生。到1840年代，華北地區的人口達到1.2億，但該地區10個最大城市的人口還不到總數的2%，在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長江下游，同一時期這一數字也不到8%。多達90%的人口居住在農村，在以農業部門占優勢的前工業化經濟中，農民主要是作為生產者與市場連接。在消費方面，農民是邊緣人物。

更令人沮喪的是，隨著總人口基數的擴大，到了19世紀末，中國的城市人口比率和12、13世紀相比還要少一些：1200年，江南地區約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893年，這一數字只有6%。

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實物地租過活的地主和商人，在市場中購買日用品的人口比率無疑更小。到1894年，在3億8千萬的總人口中，那些無法自己生產食物和日用品的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超過10萬。

晚期的中華帝國和世界各國的根本差別是國內市場的潛力。在19世紀的中國，所有商品的國內市場都受到限制。位于總人口頂端約2%的達官貴人和紳商新富們的人均收入，大約是平民的16倍，他們為彰顯身份地位而消費的絲、茶、瓷、糖，正是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而生產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的農民，除了鹽、醬油、火柴和小量食用油之外，與市場幾乎絕緣。

作為棉、茶大國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夕，棉布總產量中只有14.3%在市場上銷售，而在1840年，茶的流通價值僅占流通商品總值的7.75%——國內市場受到如此壓抑，以至于主要產茶地區之一的建寧的茶產量，從明末開始便一直徘徊不前。

英國經濟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分析工業革命的起源時認為，國內市場發生跨越式發展需要四個條件：人口增長，產生更多消費者（當然，還有生產者）；從非貨幣收入向貨幣收入轉化，產生更多消費者；人均收入增加，產生更好的消費者；以工業產品代替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進口貨。

對比這四項標準可知，中國的市場主要靠規模取勝，即通過人口的增加而擴大。但市場參與者的人均收入增加，卻始終沒有出現，更缺乏從非貨幣收入向貨幣收入的轉移，因而也不可能實現以工業制品代替家庭產品。而這又對于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過程的集中，構成了巨大的障礙。

根據著名經濟史學者趙岡的研究，直到18世紀4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中國紡棉的技術水平與世界任何地方相比都是較高的。早在14世紀，有著32個紡錘的大紡車就已經被發明出來。該設備包含了“珍妮紡紗機”的許多基本特質，稍加改良，就可變成現代意義上的紡紗機。但事實上它的改造發生在二戰期間的內地，當時來自沿海和國外的棉紗供應均告中斷，對棉紗的需求，使得人們突然對這樣的鄉村“古董”發生了興趣，改造后出人意表的使用效果表明，600多年前的發明其實已經到了技術突破的臨界點。

多紡錘機節省時間，效率更高，但它需要很多人共同操作，有規則的監督和協作是必需的。此外，它還需要其他環節如軋面和織布的專門化。這樣的機械無疑過于“超前”，不可能輕易適應小農家庭的空間和個人勞動模式——對農民家庭制造經濟來說，紡織是副業，僅由一名家庭成員（最好是婦女）操作的單錘紡車和踏板織布機才是上佳之選。

到了明末，大型多紡錘機就不再普遍。在清朝，隨著小規模個體家庭織布的增加，大型紡織機進一步衰落。作為主要制造單位的小農家庭的優勢，排除了集中制造業發展的可能，同時被排除的，還有與大規模制造業相適應的技術革新和社會組織改造。在清朝，逐漸的，圖案復雜的棉布變得不太普遍。

即使那些在帝國都市中心出現的有著集中制造業雛形的行業，如蘇州的棉砑光和染色行業，幾千名工匠雖然同在一個屋檐下工作，但他們卻各自租用設備，不像一個企業，更像一個聯合產出體，而且除了砑光和染色，其他程序如軋棉、紡紗和織布，依然分散在農民家庭中進行。

國內市場的局限，在某種程度上，“迫使”中國基于龐大小農經濟的驚人生產力“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需求來加以釋放，而由此導致的超額入超加重了國內經濟對作為硬通貨的白銀的依賴，而這又為因鴉片“攪局”導致的白銀大規模外流時的內憂外患，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