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特/文

40多年前的前鐵3號——京城一所普通的大雜院——里曾有一棵百年國槐。據院里的老人們說，這所不起眼的宅子曾是清末大太監李蓮英的花房，這棵國槐也許就是這位公公當年手植的。大雜院里挨挨擠擠地住著十余戶人家，還有三四十個從高中生到小學生的孩子。國槐巨大的身軀頂著濃密的枝葉如同一把碩大的傘，在炎熱的季節為大雜院的孩子們遮擋出一塊陰涼爽快之地。1968年的八九月份正是京城暑熱難消之時，生活在大雜院里的中學生們每天晚飯后都照例聚集在大槐樹下，談天說地侃大山，交流著各自學校里的趣聞軼事，發布著從各種渠道得來的小道消息，還有各種各樣的馬路新聞。

此時，京城里的文化大革命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文革的主戰場已經從中學轉移到了高等學府和工商企事業單位，離中學生們越來越遠了。紅衛兵的偉大統帥似乎把他的文革急先鋒忘記了，曾經的“革命小將”——最先把京城攪得一片血腥加混亂的中學生們被他們的紅司令晾在了一邊。

但精力充沛的小將們卻不甘寂寞，在京城的各個角落里制造著各種事端，頑強地表現著自己的存在。在他們中間出現了一個新群體：頑主。這些人以十六七歲的初中生為主。他們講求江湖意氣，也有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豪氣，還有對不平等而生的怨氣，更有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殺氣。他們或游竄于京城的各個公園，或嘯聚于鬧市或隱匿于小巷，兩伙人碰到一起也許一個眼神一句話就會大打出手。因斗毆死傷人的消息時不時地回蕩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一時間頑主的名聲大震，人人皆有談虎色變之態。

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中學生們似乎成了城市里多余的贅物，讓管理者頭痛，如何處理這些當年的“人物們”提到了當政者的議事日程。如今專家學者在討論上山下鄉時多從政治經濟大處著眼，自是不錯。但我以為彼時的管理當局如何化整為零，把這些無書可讀、無學可上、無業可就的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消解，也是他們的當務之急。當年京城中學生里的風云人物，引領知青上山下鄉潮頭的高中學生曲折在一次北京市知青安置會上，看到市革委會的一位負責人站起身來，雙手抱拳，作揖請求各省再多要些人，并說“求求在座各位了……”這場景、這番話，讓曲折感到了曾經的革命小將們被當作“剩余勞動力”、“處理品”被拍賣的深深悲哀。把“小祖宗”們趕緊打發出城，正是管理者的心態。

大約從那年的春天起，京城里的學校就開始了上山下鄉的宣傳。大槐樹下陸陸續續傳來中學生們去東北兵團和內蒙古大草原的消息。我所在的北海中學，春天里走了幾個去東北兵團的知青，學校開了全校的歡送大會，那哥幾個站在臺子上面披紅戴綠，好不神氣，讓我等也好不羨慕。隨著天氣越來越熱，宣傳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氣氛也越來越濃烈。

有一段時間，天空中飄浮的電波里傳來一個叫吳小明（音）的女生的聲音，她在電波的那一端眉飛色舞聲情并茂地講述她在草原插隊的生活，既浪漫又有趣。當她說到因為不會做飯把粥都熬糊了，受到了大槐樹下中學生們的嘲笑。同院的發小阿生說，連粥都熬糊了的人就該到鄉下去。

8月底9月初的大槐樹下的議題最多的就是關于上山下鄉的事。京城各個學校都在緊鑼密鼓地做著動員工作。而且官方的說法是上山下鄉是中學生唯一的出路，留在京城就是不革命的表現，休想分配工作！那口氣可是斬釘截鐵呢。一天晚上，阿生說那個整天在電波里發聲的吳小明到他所在的四中現身說法了，大談到草原的收獲。阿生還帶來了學校動員畢業生們到農村去的消息，內蒙古什么旗來的人到學校作了報告，那地方挺好的。我聽了心中一動。

宣傳的力量其大無比，頭羊的榜樣魅力無窮。從小就接受“聽話”教育的我，早就被那些罩上革命光環的喧囂忽悠得在內心深處編織出一個青春的夢。我想插隊去，當一個建設新農村的革命者。離開絮絮叨叨的媽媽，不再忍受父親的呵斥，或許也是我“離家出走”的另外一個原因。

9月4日晚飯后，大槐樹下照例是一群禿小子們聊天。我突然對阿生說，咱們一塊去插隊吧，我和你隨你們學校走。阿生是大雜院里最有出息的孩子，做事沉穩，為我所佩服。旁邊的二子聽見了，也興奮地說我也去，咱們在一起也好有個照應。二子也是四中的學生，不過他比我和阿生小，是剛剛就近分配入學的在校生，算年頭他明年（1969年）才畢業呢，還輪不上上山下鄉。這時綽號叫劉巧兒的發小聽見了我們的對話，也湊上前來報名上山下鄉。劉巧兒從小就寄居在大雜院的姥姥家，因為姓劉，大槐樹下的孩子們就把這么一個女性的外號給了他。就這樣，在大槐樹下我們4個人說好了一塊去插隊。阿生是六六屆，我是六七屆，劉巧兒是六八屆，二子是六九屆，4個人占全了文革興起后滯留在校的四屆初中生。因為我和劉巧兒不是四中的學生，還需要轉學籍，這事就托給了阿生。一件涉及人生的大事就讓我如此輕松做出。多少年以后，阿生對人說，他的插隊是被我拉下水的。

第二天阿生帶回的消息是轉校不成問題。我大喜，立刻跑到學校找到軍訓的解放軍團長說明情況。團長二話沒說，立馬給我寫鑒定封檔案，讓我自己拿到四中去。臨走，他說了一句：我可沒有給你寫什么壞的事呀。這話讓我惦記了許多年，每每想起就想知道這位我不待見的團長究竟給我寫什么操蛋內容。多少年以后，當我重返京城，由體制內變成體制外的人員后，在辦理社保什么手續時，北京某人才中心的工作人員把一包厚厚的檔案交給我，讓我自己整理自己的檔案。那時我最想看的就是軍訓團長給我寫的鑒定。沒有。檔案里只有中學時期我自己填寫的登記表，關于文革的鑒定片紙皆無！后來一想，這定是四中的老師給我撤掉了。她是阿生的班主任，大名石磊。好人吶。

學籍轉成，我向父母公布了我在大槐樹下做出的決定。母親一聽就慌了神，眼淚也流出來了，極力勸我緩行。鬼迷心竅的我想的只是遠走高飛，對母親的眼淚不為所動。父親卻什么也沒說，這位平時對我動輒申斥的嚴父只是默默地為我打點行裝。

第三天，我拿著戶口本到派出所轉戶口。戶籍民警不出10分鐘把手續辦清。這我和后來重上京城戶口時相比麻利多了。真是別時容易回時難。

劉巧兒沒有走成。他的學籍轉了，京城的戶口也銷了，但姥姥那里鬧翻了天，尋死覓活放出狠話不讓劉巧兒離開京城半步。乖孩子劉巧兒聽了姥姥的話，半年后他被分配到首鋼公司當了一名產業工人。我除了佩服她姥姥有先見之明外，心中也恨恨：不是他媽的說賴在京城里的學生都不分配工作嗎！

9月9日是離開京城的日子。午飯后我、阿生和二子告別了大槐樹，來到了四中。起風了，揚起的塵土讓人無法睜眼，西北的陰云也隨著風罩住了京城，天空變得陰沉沉的。剛上送站的大巴，天空就落下了雨點。汽車沒有直接開到北京站，而是到了天安門前停住了。這時密密麻麻的雨點下得正急，偌大的廣場上白茫茫一片，很少有人影。不知誰發給我一張紙片，一看，上面是誓詞。我明白這是讓我們對著天安門宣誓呢。雨正大，領頭的說就在車上吧。念誓詞的時候我突然有一種莊嚴感，特想哭，望著天安門城樓子上的畫像也特激動。這世上不知有多少誓詞成為了笑料——當然這是后來悟出的。

來到北京站，雨過天晴，熱烘烘的太陽又出現在西邊的天際上，陣雨帶來的涼爽很快就消失了。車站里人頭攢動，還有一撥人敲鑼打鼓制造熱鬧的氣氛。許多年以后想起車站的場景總是和屠宰場聯系起來，我知道這樣不好，可是沒有辦法，它總是出現。

知青詩人食指曾有一首詩說，運送知青的列車在4點零8分從北京火車站開出。我記得送我們的這趟列車也是下午4點多開出的。為了確切知道發車時間，我找出了當年的乘車證。在那張長方形的小紙片上寫著：“第4車廂29號，68年9月9日。”惟獨沒有發車時間。我注意到了紙片上的那枚圓形公章，40多年來我從沒有正眼看過它，不知道這枚公章代表著哪一級機構。這次我仔細地端詳了它，公章上部呈半圓形排列的字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西城區招生分配就業領導小組”，公章中部橫向排列的字是“安置就業辦公室”。

就這樣我被安置在內蒙古高原的雨村就業。

三個多月后，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更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大槐樹下的那些中學生們星云流散，從云南的中緬邊境到中蘇對峙的黑龍江邊，都有大槐樹下中學生的足跡。但也有幾個堅持到底不為所動的同齡人留在了京城分配到了工作。他們在京就業讓我找到受騙上當的感覺。

在我插隊期間，曾經枝繁葉茂的大槐樹被伐，在它的位置蓋上了房。大雜院添人增戶，更像一個大雜院了。大槐樹雖然消失了，但它仍存活在我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