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Yane/文 樂迷任菲被太原市青年宮演藝中心上演的“柏林愛樂樂團”新年音樂會驚呆了，演出曲目居然包括了《哈利·波特》電影主題曲和西蒙·拉特爵士的饒舌歌；新年期間在天津演出的維也納管弦樂團，竟然連個德文名字都沒有；在上海演出的維也納宮廷愛樂樂團，通過各種線上資源搜索也無法獲得它的德文原名……

新年之際，望著貼滿街頭巷尾的各色新年音樂會海報，難免有種錯覺：大洋彼岸的藝術家們都放下自己國家的活不干了，來服務中國觀眾。哪怕是在北京音樂廳、上海東方藝術中心等一線場所——德國漢堡交響樂團的來華演出被主辦方使用了“盛世經典的音樂享受，易北河詠嘆調的和諧共鳴”等詞句宣傳，然而節目冊中不僅缺少指揮家的介紹，演出曲目也毫無章法：上半場除了德語區人民迎接新年時最喜聞樂見的約翰·施特勞斯的舞曲以及弗蘭茨·萊哈爾的輕歌劇選段，還插入了一首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下半場則是歌劇詠嘆調的大雜燴。

“通過搜索就可知道，所謂世界著名指揮家、樂團首席指揮格雷戈爾·杜布萊特，任職的其實是漢堡一支 名 叫 Goettlicher　Entertainment　Symphony　Orchestra的樂團，其官方網站表明這支樂團以流行音樂和演唱會伴奏為主。”樂評人徐堯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說，“這與宣傳資料上所說的有著半個多世紀歷史的交響名團并不相符，很明顯盜用了正牌的漢堡交響樂團（即Hamburger　Sym-phoniker）的名頭。而正牌的漢堡交響樂團在12月31日和1月1日均在漢堡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想必來中國演出新年音樂會是分身乏術。”

冒牌的“漢堡交響樂團”其實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2011年，他們就曾用“漢堡國家交響樂團”的名號在新年期間來華演出。今年他們售出的最高票價達到1680元。一位名叫陳磊的年輕人就把他的第一次古典音樂體驗獻給了這支樂團，穿著牛仔褲運動鞋的他看完演出后，直言享受到了音樂的盛宴，但他不知道施特勞斯是哪國人。

從圣誕節、新年直到春節，是國內演出市場最熱鬧、也最混亂的時段?；鸨氖袌鲎躺龃罅繙喫~的演出商。打開任何一家票務網站，可以輕易見到愛樂樂團、皇家樂團等字眼，票務宣傳極盡所能地使用了“歐陸風情”、“原汁原味”、“皇家盛典”等夸張詞匯。然而，并不是所有名叫“愛樂”的樂團都是世界名團，也不是所有帶著“莫斯科”字眼的芭蕾舞團都能跳出凄美的《天鵝湖》。真相是：絕大多數世界一流的演出團體都會留在自己的家鄉完成圣誕和新年演出，在這個期間到中國巡演的頂尖藝術家屈指可數。

“新年音樂會實際上代表了一個城市的聲音。一流的樂團終歸屬于自己的城市，我們可能花十倍的錢也請不來。”國家大劇院演出部副部長任小瓏對記者說，“我們追求和向往西方高雅的新年音樂會，這種愿望并沒有錯，但因為我們本土音樂生活的匱乏，導致我們在判斷一支樂團水平方面存在障礙，很多劇院只能從外面找團來演，因此給了演出商炒作的機會。”

所以，每年的這個時候，大量平日里并沒有聽聞過的國外樂團紛紛來到中國分一杯羹。“水團”、“假團”、“拼裝團”是業內人士心知肚明的“行規”。許多號稱來自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的樂團，實際上是在國外以低廉的價格和簡便的手續注冊的交響樂團，來到中國，經過演出商的改名換姓，包裝成一流名團，躋身票價高昂的合法演出。甚至有一些樂團，沒有固定名稱、沒有注冊，也沒有常規的音樂季，演出質量不堪入耳。“因為演出商、票務網站和宣傳渠道的裙帶關系（有時候宣傳單位同時也是演出的主辦方），很難從票務網站和媒體上獲得關于樂團的真實報道，尤其是年末檔期。對于聽眾，只有在不斷的后悔中才能提高警惕。”樂評人唐若甫說。

任菲的疑問是：這些水團，是如何登上國內一流的演出場所的？這些新年音樂會大多數并不是由劇院主辦，而是租場項目。北京如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樂評人張克新表示，“這些團的演出場次很多，平均都在10場以上，加之演出團體本身不會索要高價，因此或多或少都會掙到錢。”獨有例外的是國家大劇院，因不接受租場項目，所以對節目的把關更加嚴格，這也使得所謂“水團”進入大劇院的難度很高。

即便是真實存在、如假包換的樂團，因為翻譯、名稱等關系，也存在夸張宣傳或者混淆視聽的現象。例如1月2日晚在人民大會堂演出的德國柏林交響樂團 （Berliner　Sym-phoniker），在柏林的職業樂團中排名倒數，柏林至少有三支樂團可以翻譯為“柏林交響樂團”?？刹幻鲀惹榈闹袊^眾很難分清楚，演出等主辦方也不愿講清楚。

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的報告，2012　年，我國全年演出總場次200.9　萬場，演出總收入355.9　億元，其中專業劇場演出收入61.2　億元，占總票房的45.3%，經文化部審批來華的演出項目共計1140　項。國家大劇院院長陳平在此前接受采訪時說，國家大劇院每年能夠賣出90萬張門票，輻射近200萬觀眾。

有數據顯示，當人均GDP　超過5000　美元時，文化消費會出現“井噴”的局面。在2011　年，我國人均GDP　達到了5414　美元，與此同時，大小演出商紛紛進入中國市場。截至2012　年，全國經文化主管部門登記注冊的演出經紀機構共3059　家，演出經紀人將近3.5萬人，這其中還不包括以從事營業性演出的居間、代理活動為職業的個體演出經紀人。龐大的人口基數，節日消費觀念的改變，以及對于高雅文藝生活中的熱忱，都導致這些年復一年出現的“水團”音樂會保有號召力。很多觀眾一年只看一場演出，只為圖個熱鬧——名聲響亮，自然成了最重要的選擇標準。

例如，維也納管弦樂團幾年前便曾遭圈內人士的質疑。這支樂團原名為Symphonia　Vienna，徐堯認為，“一支維也納的樂團竟然用英文名稱，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典型的散裝團，沒有固定的人員組成，唯一的業務就是每年新年期間來亞洲巡演掙取演出費。”

當然，散裝團并非一定就沒有水平。天津大劇院院長錢程解釋了維也納管弦樂團的身份疑問，“演出由維也納音樂學院一位華人大管教師牽線搭橋。雖然遭到很多攻擊，但實際上這個團在施特勞斯作品上的演繹水平很高，樂團的很多演奏家都是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專業老師，不少國內資深樂迷非常認可演出質量。”錢程認為，這些樂團屬于向大眾普及和推廣古典音樂隊伍中的一員，面對的是陳磊那樣的觀眾，“這不能一概而論。就好比讓外國人唱京劇不對味一樣，若要演繹施特勞斯的作品，還得非他家鄉的樂團莫屬。”

張克新表示，界定一支樂團的水平高低并不容易，“嚴格意義上來講，一場音樂會并不是一個產品，它沒有各種硬性的標準來界定其是否合格。”在這個時候，觀眾的欣賞水平和審美能力，決定了哪些樂團的中國之旅會受到歡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因為中國的大多數觀眾普遍缺少古典音樂的鑒賞知識，演出商坐地起價，只要價格到位，大家就會覺得級別很高，事實上，大多數人無法判斷自己高價買來的票是不是值得。”

“京滬的觀眾和媒體，在這些年來已經練就了火眼金睛，假團、水團比較難蒙混過關，而近年來國內的二三線城市紛紛建起豪華的大劇院，卻很難邀請到國際名團來演出，”這位業內人士表示，“尤其是新年這個檔期，只能到處找團，把場子填滿。”

“區別散裝團和節日樂團，要看指揮和樂團音樂家名單，還有排練時間，而不是運營模式。”唐若甫也認為，“打假的重點，要放在票價虛高和宣傳的弄虛作假上，演出質量和人員構成是否與票價構成性價比。至于所謂假團、水團、散裝團，就像滿大街的北京烤鴨和成都小吃一樣，只要賣快餐店的價格，沒有什么不對，也會有很多人去享用。”

縱觀海外的新年音樂盛事，今年的柏林愛樂樂團除夕音樂會出現了中國鋼琴家郎朗的身影，上演普羅科菲耶夫的作品；在大都會歌劇院，指揮家亞當·費舍爾率團指揮施特勞斯輕歌劇《蝙蝠》作為除夕大餐；在俄羅斯，除了馬林斯基老劇院的傳統芭蕾舞劇《胡桃夾子》以外，新劇院更推出新制作的威爾第歌劇《游吟詩人》的首場演出?；氐絿鴥?，一年一度央視直播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形成了中國觀眾對來自“圓舞曲之王”施特勞斯家鄉樂團的高度信任——這也間接反映了中國觀眾的視野仍然非常局限。馬林斯基劇院藝術總監捷杰耶夫就曾無奈表示，不明白為什么中國觀眾眼中只有《天鵝湖》，坦誠期望“中國觀眾換一下口味”。

事實上，在過去幾年中，在中國觀眾開始有了文化消費意識，并開始熱衷追逐洋面孔的同時，中國本土樂團演出的新年音樂會可聽性正在不斷提升。上海交響樂團接連請來了庫特·馬舒爾、里卡爾多·穆蒂、普雷特涅夫與阿蘭·吉爾伯特等當紅指揮家執棒，每年的曲目精挑細選。在北京，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已經在過去兩年里邀請到馬澤爾和艾森巴赫等指揮大師擔任新年音樂會的指揮，而今年的演出陣容則包括女高音歌唱家和慧、小提琴演奏家楊天媧和指揮呂嘉，四成曲目都是中國本土作品。“中國觀眾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機會接受音樂教育，獲得更多的文化和藝術體驗。”任小瓏說。在不斷地經歷試錯和磨合，當國內演出市場真正走向長久繁榮，而非節假日和從眾心理影響下的刺激性消費后，中國觀眾會發現，選擇一場好演出，沒有最正宗，只有最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