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陸南泉/文 關于對葉利欽時期經濟轉型的評價問題，在俄羅斯國內與在國際社會一直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否定葉利欽時期俄羅斯經濟轉型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把俄羅斯經濟大幅下降完全歸結為激進式的“休克療法”。這樣，很長一個時期，在國內的一些論著中，經?？吹降氖且韵鹿交慕Y論——由于葉利欽推行“休克療法”的轉型政策，導致俄羅斯出現嚴重經濟危機和經濟大幅度的下降。這似乎成了不可討論的公理。長期以來，筆者在求索葉利欽時期出現經濟轉型危機原因的研究過程中發現，這一時期產生經濟轉型危機的原因非常復雜，決不能僅僅只歸結為“休克療法”一個因素。
從三個視角考察
葉利欽執政8年期間，有一批與他長期共事的親信，也出現了一些對他持堅決反對態度的人，還有一些與他共過事后又被解職的人。各種代表性人物對葉利欽的評論自然是不相同的，有時還截然相反。
作為總統助理的薩塔羅夫等人說：“鮑·葉利欽的名字曾經是俄羅斯社會獨特的政治分界線和定音器。關于他，人們曾經在家庭、在街頭巷尾、在工作場所爭論不休。對于一個人來講什么更為珍貴呢？是排幾小時的隊憑票得到一根價值兩盧布的香腸，還是獲得自由的空氣？對于一部分人來講，這位俄羅斯第一位總統是希望和確保永遠告別過去的象征；對另一部分人來講，他是民族災難、國家解體、被極權制度馴服的千百萬人悲劇的化身。”（[俄]格·薩塔羅夫等著、劉增訓等譯：《葉利欽時代》，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頁）
就是說，評價葉利欽時期的體制轉型面臨著這樣的矛盾：相當一部分俄羅斯民眾不想回到過去，人們珍惜來之不易的政治、思想與經濟自由，不愿意得而復失。摧毀了高度集權的斯大林體制，人不再是“螺絲釘”，經濟自由給人們創造了廣闊的活動空間與施展才能空間；而同時，相當一部分俄羅斯人，在轉型過程中喪失了很多，生活十分困難。
不少人認為，葉利欽在執政時期，所做的最重要的和成功的一件事是，摧垮了斯大林體制的基礎。在1992—1994年，基本上摧毀了指令性的集中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至于摧垮之后建設什么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對葉利欽為代表的當時的民主派來說，考慮得很少。換言之，他們對轉型的起點是清楚的，這就是斯大林——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而轉型終點模糊不清，最后會造成什么后果也了解甚少。所以，葉利欽轉型時期采取的一些重要政策，都是圍繞摧垮舊體制和鞏固權力而進行的。
在葉利欽時期任總理8個月的普里馬科夫對葉利欽作總體評價時說：“雖然葉利欽有過錯，也有失誤，但我認為，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具有悲劇色彩的人物，他毋庸置疑地將被載入史冊。”在對葉利欽時期轉型的評價時說：“這個時期無疑產生了一個主要結果——積累了大規模的、多方面的變革潛力，已經不會回到蘇聯式的經濟國家和社會管理模式，不會回到舊的國際關系實踐。”
對葉利欽時期經濟轉型的基本評價，應該從以下三個視角加以考察。
一、與制度變遷結合起來考察
上世紀90年代初啟動的俄羅斯經濟轉型，是與制度變遷同時進行的，或者說它是整個制度變遷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時俄羅斯新的執政者要通過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改掉在斯大林時期建立起來的、已失去發展動力和人們信任的蘇聯模式。因此，當時俄羅斯需要確定十分明確的制度改革目標，即在政治上建立民主體制和在經濟上建立市場體制。對這個轉型的大方向持什么態度是評價葉利欽時期與以后時期轉型的基本出發點。
葉利欽在俄羅斯之所以能執掌政權8個年頭，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俄羅斯推行了大的轉軌。這8年的轉型有進展也有失誤甚至嚴重錯誤，民眾對他往往徘徊在希望與失望之間。
從國內來講，俄羅斯是一個面臨著十分艱巨與復雜改革任務的轉型國家。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葉利欽在辭職講話中說：“我已經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務。俄羅斯將永遠不會再回到過去，俄羅斯將永遠向前邁進。”這里講的主要任務，就是指的8年來的制度性的轉型、沖垮了蘇聯時期傳統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模式，形成了新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模式的框架。
二、與政治體制變革聯系起來考察
既然經濟轉型是俄羅斯制度變遷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不能只從純經濟角度分析經濟轉型中的得失，而必須把政治與經濟體制的變革聯系起來加以考察。葉利欽執政8年，通過政治體制的改革，使一黨壟斷、黨政融合、議行合一、高度集權、缺乏民主等為特征的斯大林式的政治體制不復存在，過渡到了以總統設置、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自由選舉等為特征的政治體制模式。這對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來講，是政治體制的一個質的變化，它有利于克服那種高度集權、缺乏民主的政治體制所存在的種種嚴重弊端，使廣大俄羅斯人民得到在蘇聯時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與自由。也正是這個原因，在俄所形成的政治體制框架已為其國內多數政黨與多數民眾接受，使這種轉軌方向變得不可逆轉，恢復蘇聯時期那種政治體制已不再可能。
當然，我們講俄羅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并不忽視俄羅斯形成的新的政治體制有著嚴重的局限性與不完善之處。俄羅斯尚未成為一個現代的民主社會與民主國家，這主要表現在：一是俄總統權力過大，在很多方面實行的是“總統集權制”，不少重大政策的決定是由葉利欽個人作出，因此，往往帶有葉利欽獨裁的性質。（葉利欽的獨裁與斯大林時期的獨裁有著很大區別，前者更多的是著眼為了控制各種權力機關，不是針對廣大民眾，盡量給予民眾民主自由；后者是對所有不同政見者加以鎮壓，直至在肉體上加以消滅）雖然在轉軌初期的特定條件下，“總統集權制”有其積極作用，如能較快結束俄“雙重政權”局面，在穩定政局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但“總統集權制”也有明顯的負面效應，難以使政府和議會充分發揮作用，嚴重影響三權分立體制的實施，容易出現決策失誤，這也是導致俄政局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葉利欽在8年里，撤換了7個總理，9個財長，6個內務部長和3個外交部長。）二是政黨政治很不成熟，政黨過多，1999年12月俄議會選舉獲準登記的黨派就有26個。在議會占多數的黨派無權組閣，政黨的作用受到制約。這樣，使政黨在決定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方面難以發揮作用。三是俄公民在實現自己民主權力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很多民主權尚難享用。
三、從經濟轉軌本身來考察
從經濟轉軌本身來看，俄很快就沖垮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1996年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主要表現在：
通過私有化，打破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形成私營、個體、集體、合資、股份制與國有經濟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俄羅斯的一些政要還認為，通過私有化較順利地實現了其政治目標：一是鏟除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基礎，使經濟體制轉軌朝向市場經濟體制模式變得不可逆轉；二是培育與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成為新社會制度的社會基礎的政治保證。
這個時期還構建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宏觀調控體制：在銀行體制方面，俄建立了以中央銀行為主體、商業銀行與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二級銀行體制。通過立法，明確了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實行利率市場化。在財稅體制方面，俄通過改革使國家財政向社會共同財政轉化，縮小財政范圍。在外匯管理方面，由一開始實行的自由化轉向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確立了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方向。逐步放棄國家包攬一切的做法，實現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多元化；在處理社會公平與效率的相互關系問題上，重點由過上的公平而忽視效率轉向效率兼顧公平。
在經濟建設法規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制定了大量的法規。
但同時應該看到，葉利欽時期形成的市場經濟框架是極其不成熟的。由于俄羅斯市場是在蘇聯經濟的行政命令體制崩潰過程中產生的，產生于強大的國家體制削弱與瓦解過程中，所以，國家調節市場的能力很差。加上在市場形成過程中，充滿著政治斗爭，使得市場經濟運作中出現無序、混亂、經濟犯罪和影子經濟。
葉利欽時期的經濟體制轉型，從制度建設來看，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從經濟發展來看，改革是不成功的。不僅沒有達到振興經濟的目標，還使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轉型危機。對此，博戈莫洛夫說，“在政治方面，這個時代推動了我們前進，但是，在經濟方面，我們走的是一條通向災難的道路”。（[俄]O·T·博戈莫洛夫著、張駛譯：《俄羅斯的過渡年代》，遼寧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4頁）
出現嚴重經濟轉型危機的原因
長期來，筆者一直不同意把俄出現嚴重的經濟轉型危機僅僅歸結為“休克療法”的這個結論。我認為，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出現嚴重的經濟轉型危機是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因此，必須歷史地、全面地分析，切忌簡單化。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關于回答這個問題時寫道：“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繼承了蘇聯式的經濟所付出的代價。要知道，在改革開始之前我們沒有其他經濟。我們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而且有著笨重和畸形結構的體制中實施市場機制。這不能不對改革進程產生影響。”“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化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地落后于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么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去研究俄經濟轉型危機如此嚴重、時間如此之長的原因。
首先，俄羅斯是蘇聯的繼承國。俄羅斯經濟繼承了蘇聯經濟，兩者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導致俄經濟轉型危機的因素中，不少是蘇聯時期留下來的。舊體制、不合理的經濟結構與落后的經濟增長方式等慣性作用在短期內不可能消除。在轉型過程中新舊體制的磨擦、矛盾與沖突比任何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國家要尖銳和嚴重。
蘇聯歷次改革未取得成功，潛在的危機因素越來越多。到了20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已處于停滯狀態。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使蘇聯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蘇聯經濟的負增長在1990年已出現，到1991年GDP下降13％，而實行“休克療法”的第一年 (1992年)，GDP下降幅度是14.5％，比1991年也并不大多少。
蘇聯經濟結構嚴重畸形，軍工部門過于龐大，80％的工業與軍工有關，這嚴重制約了俄羅斯經濟的發展。冷戰結束后，世界軍火市場大大萎縮，軍工生產處于減產和停產狀，龐大的軍工企業進行所有制改造與向市場經濟轉型，要比民用企業難得多。政府訂貨一減少，軍工企業便陷入困境。
蘇聯時期的經濟處于半封閉狀態，60％左右的對外經貿是與經互會成員國進行。1991年經互會解散，導致俄與經互會國家的貿易銳減。與此同時，俄羅斯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擴大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系。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長達75年蘇聯歷史留給人們頭腦中的“印跡”，一時難以抹去，與新體制也難以很快合拍。
這里還應指出的是，在葉利欽時期國際市場能源產品價格一直處于低位徘徊，每桶石油只有十多美元，這對能源出口依賴很高的俄羅斯來說，對其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是十分明顯的。
其次，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矛盾與失誤。一類是俄羅斯實行快速向市場經濟過渡而所采取的措施本身所含有的內在矛盾；一類是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政策失誤。
快速地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目標是要穩定經濟，但為此而采取的措施往往與目標相矛盾。俄羅斯在轉型起步階段，其經濟處于深刻危機狀態，原來的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市場供求關系極不平衡。這種情況下，客觀上要求政府加強對經濟的干預，有時還需要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但快速地、大范圍地放開價格，實行經濟自由化，一般會使政府的間接調控和行政干預的作用大大減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這樣，不僅達不到穩定經濟的目標，反而使經濟更加混亂和動蕩不定。
俄羅斯在轉型頭幾年，經濟危機與財政危機一直并存。從客觀上講，要遏制生產下降，穩定經濟，就要求增加投資，放松銀根，而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和控制通脹，又必須壓縮支出，減少國家投資和緊縮信貸，這與穩定經濟、促進生產的發展又相矛盾。
原蘇聯與東歐各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壟斷程度高，如原蘇聯，40％的工業產品受壟斷控制的。在壟斷沒有打破的情況下放開價格，很難達到刺激生產的目的。往往會出現由國家壟斷價格變成某部門、某地區甚至某個大企業的壟斷價格，難以形成市場競爭環境。
打破對外經濟關系壟斷制，向國際市場全面開放，是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重要外部條件，但這會立即面臨激烈的競爭，而俄羅斯的生產設備只有16％能承受住競爭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加速對外開放的宏觀改革措施與保護及促進本國企業發展的微觀改革措施難以協調。
這些矛盾往往會拖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速度，使社會經濟的動蕩與痛苦變成一個慢性和長期的過程。
在政策失誤上，首先是放棄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這在俄羅斯轉型頭幾年表現得尤為突出。當時蓋達爾主張，應該采取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在俄形成自我調節和自我組織的市場經濟，國家應最大限度地離開市場經濟。1994年3月，俄羅斯對專家就國家對經濟的作用問題進行了調查，受調查的專家中，認為“國家對經濟的調節力度過于軟弱”的占57％。
過度的、無區別的緊縮政策惡化了宏觀經濟環境，還危及企業的基本生存條件。俄羅斯在實行經濟自由化特別是價格自由化過程中，為了抑制通脹，需要實行緊縮財政、貨幣政策，但俄羅斯沒有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部門實行適度緊縮，而是全面緊縮，不加區分，結果造成投資大幅下降，1995年俄羅斯投資總額僅為1990年的25％。過度緊縮政策還導致三角債大量增加，并出現經濟貨幣化大幅度下降與嚴重的支付危機。
軟性預算控制措施與軟弱無力的行政控制手段，是俄羅斯長期解決不了財政問題的重要原因。IMF出版的《金融與發展》季刊1999年6月號，蓋達爾寫了一篇文章，總結俄羅斯危機給轉軌國家帶來的教訓。他認為俄羅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個失誤是：“軟性預算控制措施與軟性或不存在的行政管理限制災難性地融合在一起”。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軟性預算措施是與硬性的行政管理措施共存的。由于每個企業都是某個龐大的統治集團的一部分，因此國家牢牢控制著經理的任用，還要確保這些經理完成賦予他們的任務，企業經理人員完全處于集權化的政治控制體系中，他們必須循規蹈矩。雖也有掠取企業財富的犯罪行為，但受到限制。而當這種集權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崩潰之后，對企業經理人員的行政控制也就瓦解了。這樣，造成的結果是，每年的稅收計劃往往只能完成50％左右，而大量的財政支出壓不下來，財政危機不斷加深。
俄在轉型初期，原設想只要沿著西方認同的改革方向發展，與社會主義決裂，就可獲得西方大量資金。實踐證明，西方的經濟援助不僅數量有限并有苛刻的政治條件，援助的目的是為西方國家自身的安全利益服務的，即要使俄長期處于弱而不亂狀態。經過幾年后，俄羅斯對此才有較為清醒的認識。
市場經濟要求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在俄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相當一個時期未能實現。轉型一開始，由于蓋達爾堅持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因此，在社會與分配領域，他堅持的政策是：國家只負責保護社會上最貧困的那部分居民。這樣，在廢除蘇聯原有的社會保障體制同時，并未采取有效的社會公正政策來遏制各階層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據俄羅斯統計資料，10％的富有階層的收入與10％的最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在1991年為4.5倍，1992年為8倍，1993年為11倍，1993年與1994年上升到14倍左右，1999年的第二季度升至14.7倍。
另外，很長一個時期，俄羅斯政局的不穩也是阻礙經濟轉軌和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因素。向市場經濟過渡要求有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法制建設必須要跟上。俄羅斯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開始階段，經濟過渡與政治過渡之間存在嚴重的脫節和不協調。1993年10月葉利欽炮打白宮以及政府的不斷更迭，不僅反映出政治體制的不成熟、不穩定及不定型，還反映出各種職能機構之間缺乏協調機制，失控現象十分嚴重。在這樣的條件下，俄羅斯難以形成一個在實際中能貫徹執行的經濟綱領，從而也就導致經濟運行處于混亂、無序的狀態。復雜的動蕩不定的政局，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風波，使得俄羅斯經濟變得更加脆弱，更加撲朔迷離。
最后一點，在蘇聯時期，經濟理論在意識形態的重壓下，對市場經濟理論主要是批判，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根本不熟悉，因此，在快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就會將市場經濟理論不顧俄羅斯具體條件而盲目運用到經濟改革中。正如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在對十年經濟轉軌進行反思時提出的：“不能把改革失敗的全部過失歸咎于俄羅斯當今的改革派。不管情愿與否，必須承認，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經濟學對于改革的總體理論準備不足”。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