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羅四鴒/文 在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看來，一個人的語言和言語習慣是認識一個人“自我”的唯一途徑。作為臨床精神病醫生，他所采取的治療方式正是話語治療，從病人的話語來認識其精神世界。深受其影響的?？?，則說了一句對于寫作者來說更為實用的話：“話語的真理性不僅在于它說什么，而且在于它怎么說，換言之，話語是否被接受為真理，不僅與它的內容有關，而且還與話語使用者的意向有關。”由此看洪子誠教授和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更是多了一份敬意。因為其話語的力量不僅來自于內容本身，更來自于他的話語方式。

在重寫文學史的熱潮中，避免用一種“二元”的簡單方法去建構文學史，避免用“政治/文學、正統/異端、壓制/馴服、獨立/依附等歷史敘述模式”來進行建構歷史似乎是眾多學者努力的目標，但遺憾的是，似乎唯獨洪子誠教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擺脫了這個敘述模式，“將對歷史評述的道德問題，轉移為不那么道德化的學術問題”。對于當代文學的發生，他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將“斷裂”的當代文學追溯到延安時期的文學體制，乃至“左翼文學”；而對于新時期“幸存者”的言說，又始終保持一份警醒，避免加上一層天然的“道德審美”因素；雖然自青年時期便對詩歌抱有熱忱之心，但他卻能清醒認識到如今詩歌的邊緣化與尷尬處境，并為90年代后“一些詩人那樣強烈甚至畸形的‘文學史意識’”、夸張神化詩歌的浪漫主義幻覺納悶不已。對此，洪子誠教授解釋道：在“文革”的整個過程中，立場、站隊、表態成為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內容，構成我們緊張的畸形心態的根源。因而，在走出“文革”之后，我有一種類乎“本能”的對“站隊”、“立場表態”的抗拒。我盡量回避需要表明“立場”的場合，也不會把文學史研究作為表達鮮明道德立場的載體。

因此，與太多“刀槍不入”“言之鑿鑿”的著述相比，洪子誠教授卻顯得“猶豫不決”“膽小困惑”，時不時流露出“不自信”，甚至毫不隱瞞自己“怯懦”的一面：他會坦誠自己選擇當代文學史，是“不斷明白做不了什么事之后的結果”，而詩歌研究是自己“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之一；作為當代文學研究專家，他會承認面對日本學者的提問，自己竟然說不出有喜歡的當代作家，甚至承認自己可能沒有興趣和耐心再去面對“當代”大量的詩歌與小說文本，作為上了一輩子課的教授，他還會承認自己至今面對講臺依然惴惴不安，講稿非要一字一句寫好否則就亂成一團，而文章寫好后還要向自己的學生再三確認是否還可以……

或許，正是這份認真而誠實的“怯懦”，讓洪子誠教授顯得似乎有些“不識時務”的天真，甚至是有些“迂”：在本應該含糊的敏感地方，他的論述卻異常地直接而尖銳，如其對毛澤東文學思想與50-70年代文學規范形成的論述，從意識形態角度揭示出當代文學“一體化”的本質，從而確立了“當代文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而在本應“立場鮮明”的地方，他的論述又變得含糊不清卻又讓人心悅誠服，如其對浩然小說、“復出”作家、知青作家等幾乎所有作家的評述，溫和而又不失銳氣地進行褒貶，而自始至終貫穿其著述的是其樸素、理性、清醒而有節制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隱含的一份“擔當”的勇氣與一份“適度”的理想。

我常常好奇，究竟是這種“怯懦”的性格讓他看到歷史的復雜性？還是與之相反——因為充分意識到了歷史的復雜性，所以始終保持一份理性、警醒與謙卑，用一種“怯懦”的態度進入歷史，去呈現歷史的復雜性？亦或是兩者互為因果？或許，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洪子誠教授讓我見到了一種“怯懦”的話語方式和一種未受污染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