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耐冬/文 20世紀30年代，梁思成給他的一位美國朋友擬了一個中文名字。1942年，當他們在西南后方重遇，這位原名為約翰·金·費爾班克的美國人已經使用了另外一個中文名“范朋克”。為此，梁思成專門給這位朋友講述了他原先所擬的名字所包含的寓意，那是中國人非?？粗氐钠犯瘢赫迸c清白。在他的勸說下，這位美國人就使用梁為其所取的中文名字，日后，“費正清”這個名字伴隨了他的一生，并成為美國中國學研究的里程碑。
在美國中國學研究領域，費正清是當之無愧的學界領袖。他所寫的《美國與中國》、《中國：傳統與變遷》以及《偉大的中國革命》等專著，以及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等重磅作品，幾乎是所有習史者的必讀書。在他七十歲時，他的同事們將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更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正是對他學術貢獻的充分肯定。
七十五歲時，這位中國學研究的一代宗師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對他從1932年起的中國情緣進行了全面回顧。接觸中國、研究中國以及參與美國對華事務的歷程進行了全面回顧。讀罷全書，令人深感其中內容的豐富，既有以其中國研究的發展為線索的學術歷程的回憶，也有他幾次在中國游歷、生活、交游的詳盡記載，還有他為美國外交事務提供咨詢顧問的記錄以及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評論，另外，他還不時用細膩的筆調表達自己對中國的觀感。
近代史學研究追求史料的原始性與直接性，官方檔案、民間契約、私人日記與回憶錄等材料因而得到重視。作為一個在這一學術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學者，費正清深諳此理。在寫作回憶錄時，為了真實地呈現自己在各個時期的想法，他在書中多處引用了自己所寫的文章、信件和備忘錄的內容，力求使之成為“信史”。對研究者而言，這部書可以作為“史料”，對大眾而言，這種嚴謹的風格也可以讓讀者更好地了解費正清，了解他眼中的近代中國。
在回憶錄中，費正清記錄了他從1932年起五十年間與中國的接觸。在他的學術歷程中，中國最初只是作為外交史和海關與財政研究的對象存在，當他抵達上海后，中國才成為被感知的真實存在。從那時起，他在這里居住，學習中文，感受各階層的生活狀態，探究新鮮的文化現象，與中國學者們交往，在中國高校任教，真正擁有中國朋友。他的研究生涯就這樣悄悄地發生改變：中國從研究對象變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既是中國問題的研究者，也是不斷發生變化的現代中國的觀察家，他甚至參與了若干對中國影響頗大的政策的制定。這些不同的角色讓他對中國的認識較其他學者而言更為豐富，中國不再是他要研究的一個符號、一種文化、一種意識形態或一個政權，他也不再是簡單對中國的某種現象進行概括、分析的專家，而成為現代中國的參與者。
就像哈利·波特在拯救小天狼星時被闖入同一時空的自己所搭救一樣，在日后繼續的中國研究中，在某一時間點上，他也是自己所研究的歷史中的被研究對象。闖入某一歷史場景中的人成為自己所在歷史情境的研究者所造成的身份交錯，恐怕只有寫《清代學術概論》和《戊戌政變記》時的梁啟超才能有比費正清更深的體會。
對于這種身份的交錯，費正清自己有十分清楚的認識。在比較自己與后來的中國研究者最大的不同時，他認為，“當時我們中沒有人是從我們后來建立類似工廠生產線般的學習體系中出來的……經過這樣七年培養的人將成為相關領域的專家。但是他們并沒有太多接觸中國人和具體的事物。他們只是成為謹慎的歷史學家，并不能為政府公共政策出謀劃策。”（《回憶錄》第136頁）
這是他對中國研究的態度。他并沒有要求所有中國學研究者都成為外交政策顧問，事實上這也不可能。不過，他與很多后來的研究者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此——他不止把中國視為一個個可研究的話題，還將中國當成現實中需要面對的存在。他之所以會有與很多研究者相比出現這樣的差別，更多是來自他個人的經歷，而非他主動的選擇。
他和與他同時代或時間稍早的中國研究者，一般都有這樣的共同經歷：學習過漢語、在中國做過短暫居留或游歷，對中國問題的理解源于自己的親身經歷——早期傳教士也是這樣的，只不過他們肩負著宗教任務，又與真正的中國社會與政治隔閡較多，總帶著自己的文化標尺去測量中國，所以他們的認識總有偏見的色彩；費正清則不同，他對中國的認識更深。就如他同時代的學者歐文·拉鐵摩爾一樣，他在中國多處游歷，與中國的各個階層都有接觸，對當時在中國對峙的不同黨派、思潮也有所了解，他們由此獲得的認識是從檔案和地方志中了解中國的學者們所無法想象的。他懷著研究目的來到中國，而且還曾在中國的大學中任職，對中國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對他所見到的中國現象盡其所能地去認識、去理解，而不是像法官一樣去評判。同時，他有很多中國朋友，也有一些與他交流對中國的看法的美國友人，能夠讓他思考中國問題時獲得各方面的意見。在思考關于中國的問題時，他能夠站在歷史的當場，而不是縱身跳上云端俯瞰中國，而俯瞰在很多時候正是在他之后的學者們常用的姿態。
如果說以早期傳教士為代表的中國觀察家對中國的認識有很多的偏見，那么費正清之后的“相關領域的專家”在看待中國時更多時候是懷著一種傲慢。借助各種政治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的方法，他們在研究時比費正清更為客觀理性，但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與歐美并非處于相對平等的地位。當柯文提出“在中國發現歷史”并對費正清提出的“沖擊—回應”模式進行質疑的時候，他們覺得自己擺脫了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方中心論，并用“中國中心論”的立場去看待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與政治發生的變化，同時，他們也將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當成與現代世界若即若離的一個異類，看似尊重，實際上卻未必友好。有時，他們對中國特殊性的認識，與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或是后來福山所提出的“歷史的終結”恐怕只有一墻之隔。
費正清對中國的認識，恰巧在“傲慢”與“偏見”這兩種立場之間，沒有傲慢，不帶偏見。他提出的“沖擊—回應”模式，與自己多年對中國的實際感受密不可分。作為來自美國的中國研究者，他眼中的中國和美國一樣富有生命力，但在發展上，又與他所見過的歐美世界不同。在文化與習俗上，中國呈現出自身的特色，但其經濟和政治與歐美又存在著忽明忽暗的聯系，越是受歐美影響較強的區域，中國自身的特色就越弱，相應地，歐美的色彩就越重；受歐美影響較弱的區域，就表現出較為傳統的中國特征，歐美的色彩則淡得多，甚至完全不見蹤跡。這種此消彼長的現象，正與這些不同區域的現代化程度相關聯。那么，究竟是什么讓他所見到的中國呈現出這樣的特點？
在他的學術生涯早期，對中國最早的幾個通商口岸的研究是他選定的博士論文題目，這個題目可能會成為他解釋現代中國誕生的突破口。他也確實是這么做的。1934年到1935年，他接觸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被西方強行開辟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這幾個通商城市的早期檔案，在其中發現了自由貿易背后巧取豪奪的歷史，又進而在日常生活中見識了和檔案記載幾乎如出一轍的現象，并對通商城市里中國人的生活與社會階層問題有所了解。于是，他將問題聚焦在早期的通商口岸上，從貿易與外交的角度去理解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并試圖對西方在其中的作用做出評估。這種研究思路，可以視為費正清理論的基礎。
然而，只有這樣的思路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按部就班地進行研究工作，可能他會成為一個外交史專家或貿易史學者，而不會對中國的現代化軌跡做出全景式的描述。另外，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思考也并非他計劃中的研究題目，他之所以會關注這個宏觀的問題，完全緣于他的在華經歷，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一些非常偶然的事件。
1933年，在他第二次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的研究資助失敗之后，生計問題成為他必須面對的難題。要在中國繼續生活并進行研究，就必須有一筆固定的資金，但顯然，他并沒有這樣一筆可以使用的現成資金。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也許更重要的是，沒有了坐享其成的補貼后，威爾瑪和我需要在北京開始謀生。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更多地接觸到中國人的生活，而這是語言老師所無法提供的。”（《回憶錄》第100頁）
生活的需要，讓他能夠深入了解中國的社會，而在充分的了解之后，他的研究獲得了意外的靈感。他開始將中國本身而非中國問題作為自己的關注對象，在各個時期寫下的文字中，他對中國現實狀況的關心甚至超過了對自己研究課題的關注。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和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對農村發展、社會各階層的關系、政府組織及其政策、國共之爭等話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些現實問題促使他思考，讓他將自己的學術理論與中國的現狀聯系起來。強烈的現實性成為其中國研究的重要特征，也使他在學術研究方面源源不斷地產生靈感。毫不夸張地說，對中國現實的強烈關懷，就是費正清學術的第一推動力。
因為生活的緣故，他深入了解了中國，因為了解，他對中國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對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從美國的立場上去理解中國，不自覺地將西方社會的一些標準帶入到了他解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研究中去。因而，他的立場與他選取的評價標準，也就具有了柯文所批評的“西方中心論”的特征。
嚴格來說，作為中國學研究的外國學者，沒有人能夠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思維方式與文化立場，絕對客觀地去觀察中國，費正清的問題也不在此。他所提出的“沖擊—回應”學說，設定了一個極度穩定的中國傳統的存在，認為促使其發生變化的，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沖擊，而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發生的一切變化，都是對西方沖擊的回應。這是一個十分宏觀的解釋體系，他假設了兩個整體的存在：作為整體的、穩定的中國傳統，以及作為整體的、形成沖擊合力的現代西方。如此概括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比如中國是否存在一個整體性的傳統，傳統是否就穩定到無法出現自身的變革，沖擊究竟對中國產生多大影響，沖擊是否一定會帶來中國的變革，等等。不過，在美國中國學建立初期，這樣的理論模式從整體上解釋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問題，并將其與西方現代社會聯系起來，直至今日，雖然美國中國學研究已經進入全新階段，但還沒有出現在整體解釋上能夠完全取代這一學說的新框架——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后來的中國學研究基本是針對個案的、專門領域的考察，不具有整體性的解釋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沖擊—回應”學說本身是綜合性的、高度概括的解釋模式。
強調西方的沖擊，以及在沖擊之下中國以日益現代化作為回應，在費正清的認識之中，還有現實案例可以作為佐證，那就是他參與過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他自己在回憶錄中十分明白地說明，對中美關系的興趣，使他關注美國對華政策；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由于美國對華政策對中國的重要影響，他又開始參與政策的討論。他本人多次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討論，無論是二戰期間美國對中國的支援，還是戰后美國對國共兩黨應該采取的態度，又或是對美國冷戰政策的反思、對華接觸的必要性等等。在這些外交政策的討論中，他越發感覺到這種“沖擊—回應”效應的存在，這應該是他的理論組成的最后一塊拼圖。
費正清對中國在西方的“沖擊”下產生變革作為“回應”的描述，與其說是對中國現代化過程的解釋，不如說是從現實出發的一種歷史假設，以及對中國未來的一種期望。在中國的生活經歷，讓他對這個古老的大國產生了虔誠的熱愛。正因如此，他才會參與到美國對華政策的討論，并試圖用自己的專業研究去影響政策的制定者，讓他們推動中國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在回憶錄里，他把自己對政策制定者和公眾的講演看作是與他祖父在各地布道傳教類似的行為，并且坦陳：“我的研究方向是通過對中國的研究來救贖美國……我的演講會解釋我們由于對中國現實的不了解導致了我們在中國、朝鮮以及越南的大量災難，并且這種情況可能再一次發生。”（《回憶錄》第6—7頁。）“救贖”充分表達了他對中國的感情：作為學者，他把自己關于中國的研究介紹給聽眾，就像他的祖父把福音布給信徒；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就像他的祖父試圖通過傳教拯救聽眾的靈魂。
作為學者，他大可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置身事外，做一個專業領域內的教授，因為他對中國的感情，使他在進行學術活動的同時還要投身于政策研究，盡管只是以咨詢顧問的身份出現。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有兩篇著名的講演——《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在費正清身上，學術也好，政治也好，他的選擇總是與中國有關。如果說他有一個確定的志業，那就應該是中國。
因為他深愛中國，所以在討論美國的對華政策時，他強調政策的選擇要把中國的利益作為重要的參考指標，并認為這樣才能真正保證美國的國家利益。他說：“最終，我明白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如果想從中國方面有所收獲，就必須有所付出。這是最簡單古老的互惠思想。”（《回憶錄》第205頁）
遺憾的是，他的這一思路并未獲得真正的政策制定者的贊同。二戰結束以后，他親眼目睹了國民政府的無能與腐敗，結合自己多年來對中國的認識，對國民政府的迅速崩潰做出了預測，并提出美國不應再支持蔣介石的觀點。同時，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也做出了獨特的判斷，并預言其勝利之后也不會成為莫斯科的附庸。他此時的立場是，美國不應再介入中國的內戰，至少不應再支持國民黨控制的國民政府，這樣才能在內戰結束后繼續與中國保持正常的交往。很可惜，他的觀點沒有被采納，美國人對蔣的支持，最后換來的，是勝利者發布的《別了，司徒雷登》。
在回憶錄中，他并未直白地表露自己對中國的愛，但在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這種摯愛。他寫到過對二戰期間和二戰后國民黨治下的國民政府的失望，寫到過同時被海峽兩岸誤解的委屈與傷感，也寫到過在卡特總統舉辦的晚宴上沒有和鄧小平進行中國式的懷舊與聚會覺得遺憾，這一切細節的描述里，都含著一個欲言又止的“愛”字。
他還寫到過一個細節：二戰期間，他到達中國西南的后方，看到中國學者在生活困苦的情況下還繼續進行研究，他為他們的精神所感動，并覺得如果換了美國學者，必將扔下書本尋求生計。他把中國當做一面鏡子，以此自省，鏡中的美國與面前的中國之鏡在他心中是平等的。如果這都不算愛，那么彼此地位對等的“沖擊—回應”模式或許會失去存在的基礎吧。
正是因為對中國的摯愛，讓他對中國發生的變化也有中國式的體認。1972年5月，當費正清在中美關系解凍后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為他賜名的舊友梁思成已經在幾個月前去世，而北京也非舊時模樣。那座由高大的城墻、寬闊的城門組成的古老都市曾令青年費正清為之折服。他在回憶錄中非常感性地慨嘆：“如今我們無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設計師會使用城墻、城門來作為交通的一部分，為了通行而讓車輛穿過城墻城門或繞道環行。打個比方，如果這些城墻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偉的雙門塔樓都是環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寬廣街道的焦點，那么巴黎、羅馬、倫敦、華盛頓以及莫斯科只能對此充滿嫉妒而別無他法。遺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門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這種充滿遺憾的哀嘆，與他的老友梁思成看到北京的城墻與城門被拆毀時的感受何其相似。盡管由于政治原因，他們多年不通信，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卻仍在同一時空之內，可惜的是，他們都無法將自己的感受告訴彼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