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路易吉·津加萊斯/文 在美國政府關門成為美國政壇中心問題之前，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總統奧巴馬的下一任美聯儲主席提名上。事實上，任命副主席珍妮特·耶倫繼任本·伯南克凸顯出一個要點：這個曾經只有書呆子經濟學家才感興趣的技術性任命如今成了政治緊張局面的主要原因，不但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形成分歧（要達到這個目的花不了多少力氣），還造成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

有趣的是，爭論點不在于候選人對通貨膨脹的立場，而在于候選人對銀行監管的立場。為何美聯儲主席的職位變得如此具有政治重要性？為什么美國參議員們（奧巴馬的任命需要他們的批準）對銀行監管的興趣勝過通貨膨脹？

這些變化只不過是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后伯南克所采取的克服危機的政策的后果。為了把金融系統救出崩潰——以及在隨后刺激經濟復蘇——美聯儲采取了非常積極的政策：近零利率、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向銀行準備金付息，等等。這些政策在刺激經濟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造成了巨大的分配效應，影響著從小儲戶到銀行，從資不抵債的屋主到富得流油的投資者，從退休金領取者到金融家的所有人。

這一分配效應促使經濟學家重新思考最優央行治理問題。這個問題的基礎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對付高通脹而出現的強大教條：中央銀行應該獨立于政治體系。

彼時，固定利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讓央行承受了政治壓力——采取更為擴張的政策，甚至為財政赤字提供融資。這種不當干涉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72年總統選戰期間尼克松施壓時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Arthur Burns）放松信用條件。

從長期看，這種壓力有損于實施這一壓力的政客的信譽。因此，央行中央銀行紛紛修改章程以確保獲得相對于政府的更大的獨立性。歐洲央行的治理框架便是這一觀念的模范。

但政治獨立性可能導致無從政治問責。事實亦是如此。擺脫了政治壓力的央行行長們成了思維俘虜，這是因為“女為悅己者容”乃是人之常情，而對于央行行長，“悅己者”就是銀行家和銀行學者。前美聯儲主席馬?。╓illiam McChesney Martin）有句名言，美聯儲的職責是在工資增長開始快于生產率的時候“釜底抽薪”，若是如此，則作為思維俘虜并無大礙：央行行長不會花時間和工人和工會領袖打成一片。

但是，在20世紀末，央行行長的職責開始發生變化。來自中國的強大競爭抑制了工資和消費物價。于是，“釜底抽薪”的主要原因不再是消費物價的飆升，而是資產價格的劇增。但是，此時成為思維俘虜就成了嚴重的問題。

1996年，在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提出投資者可能正在遭遇“非理性繁榮”時，他受到了猛烈抨擊，這使得他再也不敢釋放類似的言論，即使是在互聯網泡沫期間。央行行長不太可能對金融部門從資產價格上漲中獲得豐厚利潤視而不見。即使美聯儲主席（如伯南克）并非來自金融界，其知識面（以及出席的會議）也與銀行家并無不同。

好像成為思維俘虜還不夠似的，這一問題在美國因為12個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的過時治理而被放大了。地區聯儲主席由代表當地商界（特別是當地銀行界）的理事會選出。紐約聯儲理事會簡直就是銀行家俱樂部。這些官員在整個職業生涯中的衣食住行都是銀行家式的，我們還能指望他們會獨立于銀行家嗎？

既然奧巴馬任命了耶倫，我們就應該把注意力轉向這一問題。政治壓力是解決銀行家壓力的唯一辦法。無論哪種壓力過大都會把美聯儲引向錯誤的方向。但如今，在政治獨立性讓中央銀行成為思維俘虜的三十年后，我們需要來一點再平衡。

（作者系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金融學和企業家精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