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新望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貿區”將正式掛牌。從壓縮政府開支到減少審批項目，再到設立“上海自貿區”，我們看到了“李克強經濟學”的大體脈絡。“當舊改革紅利行將消失之日，也就是原有改革措施的優勢潛力耗盡之時。我們就要繼續推出新的改革措施，繼續進行制度調整，才能保證新的改革紅利或制度紅利出現。”這是厲以寧教授最近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講的一句話。厲教授是現任總理的碩士導師、博士導師。他的話可以看作是對“李克強經濟學”的最好注解。

上海自貿區的設立有一石二鳥之效。貿易自由必然伴隨著金融自由和服務業、人力資本管理的一系列突破，自貿區肩負深層次制度創新的重任。自貿區真正的突破不是對外開放，而是對內改革。因此，這將是以改革促進開放、以開放倒逼改革的新起點。這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升級版，也是中國體制改革的升級版，具有里程碑意義。

近一兩年，美國啟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談判、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談判，前者涵蓋大部分歐洲國家，后者已有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新加坡、越南等泛太平洋十多個國家。這兩個協議突破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模式，不僅零關稅，而且還將達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務在內的綜合性無例外自由貿易協議。即將出現的美歐、美太兩大超級自由貿易區，覆蓋世界貿易量的2/3、全球GDP的3/4。屆時，中國將處在以美國為首的新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包圍圈之中，中國再次被邊緣化。中國面臨“二次入世”的嚴峻局面。

有人一度以為“入世”標志著我們的對外開放已經走到了頭或走過了頭，其實我們繼續開放的空間還大得很。從最近的新聞報道中我們知道，國內奢侈品價格普遍高于國外，國內高檔汽車價格甚至是國外三倍以上。對外開放的相對滯后已經嚴重影響到國民福利。相比TTIP、TPP這樣的世界級超級自由貿易區，應當說，上海自貿區還是初級形態。前者是“大區”，后者只是“小區”。

國內土地、資源等要素市場畸形壟斷，國進民退，勞動力、環境成本上揚。東南沿海外向型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國際資本開始向新的洼地轉移。有兩個鮮活的例子，1981年，耐克開始在中國大陸生產運動鞋。其后30年，中國大陸一直是耐克運動鞋的最大產地，但到2010年，中國被越南取代；今年，華人首富李嘉誠大舉變賣大陸資產向歐洲轉移，這也是國際資本的一個明確信號。“中國制造”的比較優勢正在失去，中國原有的開放政策邊際效應已大大遞減。

正因為如此，我們特別看重上海自貿區的設立。上海自貿區最大的突破和亮點是第一個在中國領土內擁有法律豁免權的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區。8月30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暫時停止實施有關法律規定，對國家規定實施準入特別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資，暫時調整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規定的有關行政審批。這一決定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已經從政策層面走到了法律層面，國土開發邁出了嶄新步伐。

從特區到綜改區、新區，一直存在的一個困惑就是法律豁免問題。深圳雖然有立法權，但權力有限，只能在國家一級法律之下。此次全國人大的授權，巧妙地回避了國家法律主權問題。據我所知，學者們最初提出“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原意是設立“WTO巡回法庭”，但后來因為牽涉到主權問題而作罷。

我們希望，有些人不要像當年批評特區是“租界”一樣來批評自貿區是“法外治權”。時代變了，不改不行了。

我們希望，如果上海自貿區試驗取得成功，全國人大應借此機會，以自貿區原則徹底對照清理一下相關法規，審讀陳舊的法律，將阻礙自由市場經濟的那些法律條文盡早列入修訂議程。

我們還希望，如果上海自貿區試驗成功，不應該只是在全國再多辦幾個自貿區，將授權擴大。那種劃片、畫圈的“特殊地區特殊政策”模式已經不靈，全面的對內開放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