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杰弗里·弗蘭克爾/文 “貨幣戰爭”一詞是“競爭性貶值”吸引眼球的說法。日本為了啟動經濟而實施了一系列措施，其中的貨幣措施讓日元猛烈貶值，這也使貨幣戰爭問題成為剛剛開完的G20峰會的重點關注問題。但理應如此嗎？

據IMF的說法，競爭性貶值發生于多國“操縱匯率……以獲得較之其他成員國的不公平的競爭性優勢……”。但在“貨幣戰爭”一詞用于美聯儲、日本銀行和其他央行最近幾年的擴張政策時，往往會漏掉一個關鍵點。貨幣刺激對一國貿易余額、進而對貿易伙伴國商品需求的影響是模棱兩可的：匯率產生反應時的支出轉換效應會被支出擴張的增加效應抵消。重塑的收入增長意味著更多地從他國進口。

“貨幣戰爭”更適于描述各國有意地采取干預以貶值本幣從而提振貿易余額。但國家當局會、也應該追求首先滿足本國利益的經濟政策。國際合作可能會帶來豐碩成果；但若溢出效應的性質并非對所有各方都相對清晰，則缺乏理由采取合作態度。比如，所有人都同意，污染和關稅的溢出效應是消極而不是積極的外部性。但貨幣政策的效果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

比如，如果美國失業嚴重而通脹很低，則美聯儲自然會放松貨幣政策，特別是通過降低利率的手段實現。如果巴西存在過熱危險，其中央銀行自然會收緊政策，特別是通過提高利率實現。因此，資本從北往南流動亦是極自然的事，導致巴西雷亞爾相對美元升值。這就是浮動利率的美妙之處：兩國可以選擇自身合適的政策。

由于兩國各自處于不同的周期階段，這一利率波動表明國際經濟體系運轉良好。盡管升值了的雷亞爾有助于美國出口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傷害巴西出口商，但這些“戰爭傷亡”甚至算不上附帶傷害；它們是名符其實的陣亡。如果目標本是刺激美國商品需求、抑制巴西商品需求，那么為何兩國出口商不共同參與這一過程，順便帶上建筑業和其他通過內需敏感于利率的部門？

如果兩國之一標定匯率目標甚至采取固定匯率，則會產生嚴重的困境，這正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政府為了抑制高通脹所做的事情。這樣做的國家在麻煩信號初現時并不一定會馬上想拋棄已被證明了的匯率機制。資本管制和沖銷儲備流或許有助于推遲調整，但持久的單向資本流最終會迫使固定匯率國家要么允許匯率調整，要么允許貨幣供給調整。

誠然，最近幾年來，許多國家顯示出以貨幣貶值作為改善貿易余額手段的偏好。誠然，從定義上說，不可能所有人同時貶值或同時改善貿易余額。但這并不一定意味著貶值國犯下了破壞協定或規范的罪行，特別是在這些協定和規范只是用來維持此前的匯率機制的情況下。

未協調的貨幣擴張甚至并不一定會導致世界陷入更劣的均衡。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令人信服地用20世紀30年代證明了這一點（與針對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的傳統智慧相反）。盡管所有國家不可能同時改善貿易余額，但當它們相對黃金貶值時，它們成功地提高了黃金的價格，從而提高了全球貨幣供給的真實價值——而這正是陷入蕭條的世界所需要的。

同樣的理論也適用于今天。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提出“貨幣戰爭”一詞是對美國欲爭取巴西和其他中國競爭對手以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努力的回應。但指責美國大錯特錯了。美國的貨幣擴張有助于全球貨幣擴張，而其時正逢（平均而言）全球貨幣需要擴張之際。美國當局并沒有干預外匯市場，也沒有要美元貶值，貨幣貶值也不是美聯儲決定實施量化寬松時的目標。

日本更接近于貨幣戰士，因為安倍晉三政府的成員一開始愚蠢赤裸裸地將日元貶值列為目標的程度。

從某個層面上講，中國也在搞“貨幣戰爭”：2004—2009年間，大部分衡量手段都表明人民幣被嚴重低估了（目前低估程度有所減弱）。但選擇固定匯率是各國的權利，維持已有機制（比如中國的做法）與“操縱”并無太多相似之處。

誠然，人民幣升值或許符合中國的利益。從2004年開始，擔心經常項目失衡者建議中國自愿允許某種程度的匯率升值從而讓（比如）美國收拾好其財政部門秩序，這相當合理。但這與指責北京違反國際規范或規則并威脅報復（比如通過施加關稅，這倒是違反了國際規則）是完全不同的。

在被指責參與了貨幣戰爭的國家中，很少有國家在近幾年中采取了不連續貶值或是通過改變匯率機制實現貨幣貶值。這才是可以冠之以“操縱”名頭的有意政策變化。瑞士或許是最接近操縱的。但瑞郎極其強勢，即使在2011年9月實行了新匯率，也沒人可以指責瑞士國民銀行采取了不公平的貶值。

世界已經有了太多的嚴肅爭論，我們不需要再創造出幾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