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南泉
在1964年10月14日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因“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而被解除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同時，勃列日涅夫被選舉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就這樣，通過一場“宮廷政變”，赫魯曉夫的時代結束了。
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時間之長僅次于執政30年之久的斯大林。這18年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從開始執政到20世紀70年代初為第一階段；從70年代上半期到1982年他逝世為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調整與探索改革
在第一階段，勃列日涅夫主要做了三件事：調整赫魯曉夫時期的政策；積極營造與鞏固權力；探索改革與全面推行新經濟體制。
赫魯曉夫下臺時，蘇聯社會經濟已經處于混亂狀態。勃列日涅夫上臺后，首要實行的政策就是，在不使蘇聯社會發生大的波動、人心穩定的前提下，盡快地對赫魯曉夫時期的一些具體政策進行調整和糾偏。
他上臺后，蘇聯報刊上對赫魯曉夫不點名的批判還在繼續進行。1964年10月17日《真理報》發表題為《蘇共不可動搖的列寧主義總路線》一文指出：“列寧式的黨反對主觀主義和在共產主義建設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裙帶關系，草率的結論，魯莽冒失的、脫離實際的決定和行動，吹牛皮說大話，根本不顧科學和實際經驗已經研究出來的結論，凡此種種都和列寧式的黨格格不入。共產主義建設是個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事業，它不能容忍官府衙門的工作方法，不能容忍個人單獨作出決議，不能容忍無視群眾實際經驗的態度。”后來，“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成為蘇聯報刊用來批判赫魯曉夫的代名詞。
政策的調整與修改突出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重新恢復按地區生產特征建立統一的黨組織與領導機關，取消赫魯曉夫時期以生產原則為基礎分別成立的工業黨組織與農業黨組織。
考慮到赫魯曉夫執政后期，黨的集體領導原則遭到嚴重破壞，勃列日涅夫上臺后，也像赫魯曉夫上臺初期一樣，強調要恢復被斯大林破壞了的集體領導原則。這也是斯大林逝世后，蘇聯第二次認真地試圖實行集體領導。
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比較謹慎。在一段時期內，他與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蘇維埃主席波德戈爾內三人，形成了被稱之為三駕馬車的集體領導架構，還通過決議，規定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永遠分離，不得兼任”。
另外，他還試圖改變黨的作風，強調民主與法治。這主要是針對赫魯曉夫時期“唯意志論”、草率決定重大問題等弊端提出來的。勃列日涅夫在剛上臺歡迎宇航員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制度保障勞動人民享有廣泛權利和政治自由。黨和國家將警惕地捍衛這些權利和自由，恪守社會主義法制。”（［蘇聯］《勃列日涅夫言論》第一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3頁）
這三個方面的調整，涉及政治領域一些重要問題，對以后開展經濟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條件。
盡管勃列日涅夫能力比較弱，但在蘇聯那種高度集權統治下培養出來的領導人，都懂得如何保持自己的個人領導權，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十分了解他的（在二戰期間與其共事的）阿爾祖馬尼揚是這樣描述當時新上任的這位第一書記的：“這個人在權力斗爭和安插干部方面是不用別人去教他的”。（[俄羅斯]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頁）
經過一番策劃，勃列日涅夫把在他看來對他構成威脅的人物一一排擠出了最高領導圈。當勃列日涅夫地位日益鞏固，三架馬車的構架也逐步解體，集體領導更不復存在。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黨內缺乏民主，集體領導很難實現，最高領導凌駕于政治局之上的局面也很難解決。與此同時，一批保守的、主張廢除蘇共二十大、二十二大有關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決議的人如契爾年科、吉洪諾夫、謝洛科夫等，紛紛進入最高權力圈。隨著改革的推行，主張改革和反對改革之間的斗爭也隨之展開。
在調整赫魯曉夫時期的政策與鞏固自己權利的同時，勃列日涅夫上面對國內經濟的種種問題，也看到東歐各國都在推行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執政的第一個階段，他對經濟體制的改革是持積極支持態度的。
赫魯曉夫執政后期留下了嚴重的農業問題，在全面推行新經濟體制前，他不得不先抓農業改革。針對農業中存在的問題，自蘇共中央全會后，勃列日涅夫在農業方面采取了相關政策與改革措施：實行固定收購和超計劃交售獎勵的制度，凡是農莊、農場超過固定收購計劃指標后交售給國家的農產品，國家按比收購價格高出50%的價格收購。
為了提高物質刺激在促進農業生產中的作用，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從1965年到1979年，農產品共提價7次。蘇聯在不斷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過程中，實行了穩定零售價格的政策。這樣做有利于社會穩定，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某些農產品收購價格超過了零售價格水平，出現了倒掛，如近郊農民拿著大麻袋到城市大量購買面包用于喂豬；二是財政補貼不斷增加。
完全經濟核算制的農場，可以把大部分利潤留為自己支配，而不是上繳預算。
1964年7月1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還通過了《集體農莊成員優撫金和補助金法》。該法律指出：蘇聯現已有可能在集體農莊中設立養老金、殘廢優撫金、喪失贍養人員優撫金以及女莊員的妊娠生育補助金，實行更穩定的社會保障制度。法律規定的優撫金和補助金，用農莊和國家的資金來支付，不得從農莊莊員收入中作任何扣除。幾經變更后，農莊的社會保證與保險基金，1/3來自農莊，2/3來自國家預算撥款。1965年到1982年，按法律規定領取優撫金（主要是養老金）的農莊莊員人數由800萬人增加到1080萬人。
從1973年開始到勃列日涅夫逝世，農業投資在整個國民經濟的基建投資總額中一直占27%左右。如果把與發展農業直接有關的化肥、農藥、農機、混合飼料、微生物工業部門的投資計算在內，農業投資占整個國民經濟投資總額的30%以上。蘇聯對農業投資的數額，在當時世界各大國中居首位。（參見陸南泉等主編：《蘇聯興亡史論》，人民出版社2004修訂版，第633頁）
勃列日涅夫在對赫魯曉夫后期已醞釀的經濟改革進行繼續試驗與對農業改革的基礎上，決定在工業部門推行新經濟體制。他執政第一階段一直強調，改革要遵循以下三項基本原則進行：擴大企業經營管理的自主權，提高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管理經濟由行政方法與經濟方法相結合，逐步轉向以經濟方法為主，加強經濟杠桿作用；貫徹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利益結合的原則。這三條，既是實行新經濟體制的原則，也是改革要達到的目標。
圍繞這些改革目標，首先，重新建立了部門管理體制。經過改組后，蘇聯工業管理體制大體上又恢復到1957年赫魯曉夫大改組以前的狀況，力圖“把集中的部門管理同共和國和地方的廣泛的經營主動性結合起來”。1965年改組后到1970年，加盟共和國（包括地方）所屬工業產值與聯盟所屬工業產值基本各占50%左右。
其次，在加強企業經營獨立性與經濟刺激方面實行改革，改革計劃體制。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靠下達大量指令性指標來控制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使企業喪失了獨立性。1965年改革時，國家給企業下達的指標，由赫魯曉夫時期的八類二十多項減為六類九項。
長期以來，由于企業利潤基本上全部上繳，基本建設投資主要靠國家財政的無償撥款。勃列日涅夫時期進行經濟改革時，強調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與企業經營活動結果之間要掛鉤，相當一部分利潤應留給企業。這樣，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除了國家財政撥款外，相當一部分是企業自有資金和銀行長期貸款。
應該說，對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在改革起步階段的蘇聯來說，勃列日涅夫推行改革的三項原則與目標，具有合理性與必要性，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第八個五年計劃時期（1966年-1970年），經濟狀況也要好于赫魯曉夫執政后期的第七個五年計劃時期。
俄羅斯學者菲利波夫對第八個五年計劃的評價是，它是“作為斯大林時代以來最成功的一個五年計劃載入蘇聯歷史的”。“盡管猶豫不決和保守主義不允許改革者的計劃得以徹底地實施”，但“新辦法開始在絕大部分工業企業實行，并波及運輸業和其他一些國民經濟部門”，因此，“到1960年代末期，還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俄]亞·維·菲利波夫著，吳恩遠等譯：《俄羅斯現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頁）阿爾巴托夫談到這個時期說，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早期”，他懂得改革的必要，“他與柯西金一起進行了在農業與工業方面的某些改革，使得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成為我國歷史上最好的一個五年計劃（至少從開始實行五年計劃以來）。”（[俄]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頁）
但這個時期的改革并沒有使傳統的體制發生根本的變化，以至于后來，改革實際上停了下來。
第二階段：經濟改革停滯不前
勃列日涅夫執政的頭幾年，改革取得了一些進展，社會經濟情況較好。但也是在這一時期，隨著其領導地位的日趨穩固，他的一些親信逐步進入各級領導崗位。勃列日涅夫從執政初期的謹慎到越來越自信并發展到自以為是，其中，不少阿諛奉承者起了作用，周圍的保守力量對他影響日益增加。
依賴于舊體制獲得與保持既得利益的官僚權勢階層反對改革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而作為本質上持保守、怕承擔責任及從來不想對傳統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的勃列日涅夫，對改革的態度也開始消極起來，后來實際上取消了改革。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后，就不準用“改革”一詞了，改用“完善”一詞，認為蘇聯對原有的體制不需要改革。俄羅斯很多學者認為，這一改變是蘇聯向“停滯”過渡的標志。
如果說，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主要在“條條”與“塊塊”之間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則是在減少還是增加幾個指令性指標之間扭來扭去，一直邁不出大步。
改革停滯在工業領域突出表現為原來確定的改革三項目標均未能實現。
首先，企業自主權問題未能取得實質性解決。經過改革，企業自主權有了一定程度的擴大，但并未得到實際解決，企業的地位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據蘇聯調查，大多數經理認為，改革的主要問題是企業權限太小，企業條例中規定的一些權限也經常遭到上級機關的侵犯。這一直是蘇聯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蘇聯著名學者A·阿甘別基揚發表的一次調查報告中說：“被調查的1064名大企業經理中，有80%認為，各級機關仍然像以前一樣，侵犯企業權力；90%認為，企業權力太小，如面臨一整排軍官們指揮的士兵，當其中一個軍官下達‘前進’的命令時，另一個軍官卻高喊‘臥倒’！……”（[蘇聯]《工業生產的經濟與組織》1975年第5期）
從計劃制度來看，盡管減少了下達給企業的指令性指標，但一些主要指標仍由國家控制。減少下達指令性指標只是量的變化，并沒有使計劃制度發生質的變化。改革以來，企業的法律地位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未得到解決，企業仍要面對幾十個“婆婆”，各個上級機關不時地發出各種指示或某些禁令，但對企業執行種種指示所需的資金和條件卻不加過問。在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下，極大地限制了企業經營自主權和主動性。
其次，經濟方法在經濟領導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經過18年的改革，并沒有改變按老一套行政指令下達計劃任務的做法。各種經濟杠桿的作用常常被忽視，加上蘇聯長期存在隨意給企業下達指標的做法，使得計劃難以符合市場需要等客觀條件。蘇聯對經濟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一般也是通過一些強制性的條例、法令等行政措施解決。因此，造成了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各種指示和規章數以千計，無數繁瑣的規定使人難以弄清。
第三，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利益仍處于矛盾狀態。從企業和職工的關系來看，由于長期以來沒有真正解決獎金與企業的最終成果掛鉤問題，在獎金方面存在很多矛盾，日益出現了平均主義的傾向，獎金慢慢成為固定的附加工資。另外，一些企業領導人經常利用職權和非法手段撈取獎金。這些都使得獎金難以起到調整企業和職工利益關系的作用。從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來看，由于行政方法領導經濟仍然盛行，造成行政領導常常不顧社會與企業之間存在的矛盾，強制企業違背自己的切身利益去從事行政領導認為社會需要的各種經濟活動。其結果是，企業活動在經濟上的動機消失了，更多的是行政杠桿起作用。
從農業領域來講，勃列日涅夫一上臺首先進行的就是相關改革，但原來高度集中的統制農業的思想與體制并沒有大的變化。
長期以來蘇聯農業生產力水平與生產關系不相適應的問題仍未能改變。生產資料越公越先進、生產規模越大越優越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仍占統治地位，實行的政策是加速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
在管理體制方面，特別在農業計劃制度方面，雖然在農業改革時明確規定國家只下達主要農產品的采購量，但實際上，農莊、農場并未擺脫上級機關的瑣碎監督。農莊、農場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只是一句空話。
另外，農業勞動者實際上還是無權參與生產與經營活動。盡管勃列日涅夫上臺后，曾批評由于農業勞動者無管理權，農莊理事會流于形式，影響生產者的積極性，但這個問題一直到勃列日涅夫1982年逝世時也未發生實質性變化。
阿爾巴托夫對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體制改革所作的總體評價是：“到這個時期，我國社會在斯大林專制的艱難年代中保存下來的向前發展的潛力看來已經耗盡。蘇共二十大所激發的，而在隨后的歲月中被保守主義的滅火隊竭力加以撲滅的那股新的熱情也已逐漸泯滅。1964年上臺的領導人甚至不想去使國內政策恢復活力。經濟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國歷史上最盛行的無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義的管理作風和管理方法所代替。”
停滯產生的嚴重經濟后果
改革的停滯帶來社會經濟的停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停滯是全面的停滯。在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上開始新的科技革命的背景下，這種停滯并不只是意味著原地踏步，而是出現了倒退。停滯的結果，使蘇聯逐步邁向衰敗。前蘇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成員利加喬夫認為，這個時期的蘇聯，“已處在通往社會經濟絕境的軌道上。”
（《政黨與當代世界》，1992年第8—9期）
1965年勃列日涅夫在推行新經濟體制時，一個十分明確的目的是力圖通過改革來扭轉當時已出現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趨勢。但18年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問題，反而加劇了這個局面。在1971—1985年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其他一些綜合經濟指標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按照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估計，蘇聯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 1966年—1970年為5.1%，1971年—1975年為3%，1976年—1980年為2.3%，而按蘇聯學者估計以上三個相應時期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4.1%、3.2%、與1.0%。（吳敬璉：《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頁）
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1988年）上的報告指出：80年代初蘇聯經濟緩慢的增長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礎上，靠一些臨時性的因素達到的。這指的是靠當時國際市場上的高價出售石油，大量生產和出售對人體健康有害的酒精飲料達到的，如排除這些因素，差不多有4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國民收入的絕對額沒有增加。
農業問題也十分突出。勃列日涅夫時期，由于與生產力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農業體制沒有根本改革，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業問題。投資大、效益低，生產穩定性差、波動幅度大，仍是蘇聯農業的基本特點。就糧食產量來說，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就有10年減產。有些年份減產幅度還很大，如1975年比1974年減產5560萬噸，1979年比1978年減少5790萬噸。糧食連年減產，導致蘇聯不得靠進口來滿足其國內的需求。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1973年，蘇聯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糧食凈進口國，這一年凈進口1904萬噸。后來，糧食進口上了癮，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癮一樣。“1981—1982年，由于購買小麥太多，震驚了世界市場，各國紛紛表示憤怒：俄羅斯簡直是在吃窮人的糧食。但是，事已至此，糧價雖然貴兩倍，還是得進口大量糧食。”
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和低效的經濟難以改變。蘇聯70年代初提出集約化方針后，雖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一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蘇聯基本上仍是粗放經濟，經濟效益沒有提高，如每盧布生產性固定基金生產的國民收入從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80年的40戈比。20世紀80年代中期單位產品消耗量仍然要比美國大得多，生產的切屑機床的金屬耗用量比美、日、德、法等國同類產品高1—1.5倍。農業效率低下問題更為突出。蘇聯農業勞動生產率在1976年-1980年平均只及美國的20%-25%。
由于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市場社會主義”一直在被批判，資源配置主要靠行政指令，排除了市場的調節作用，加上與美國搞軍備競賽，使得蘇聯在軍事實力方面很快達到“鼎盛”和“頂峰”。但它導致勃列日涅夫時期經濟更加畸形。這一時期片面發展重工業，同樣是以犧牲人民消費品生產為代價的。這里想起了一則關于蘇聯這個時期的政治幽默。一天，有個西方記者來到第一個上天的宇航員加加林的家，記者不斷地敲門，但沒有人出來開門，驚動了鄰居。鄰居出來后問那個記者：“你找誰？”記者回答說找加加林，要采訪他。鄰居回答說：“他上天了。”記者說：“那我采訪加加林夫人也行。”鄰居說：“她去商店買東西了。”記者說：“那我等她回來吧。”鄰居說：“你還是等加加林吧，因為他夫人買東西要排很長時間的隊，而加加林在天上飛得很快。”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