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社論 中國新一輪經濟轉型的重大舉措——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正在吹響新一輪金融服務改革的號角。新型自貿區的建設，需要一攬子的金融舉措大力支持，上海已經出臺42條金融措施，相信未來金融政策改革必將有重大突破。然而，這也必然需要各金融監管機構發揮協同效應，打破條塊監管之間的壁壘，才能達到金融創新目的。

因此，我們認為，國務院8月20日批復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以下簡稱聯席會議），是在為未來的經濟升級和金融創新改革鋪路。

隨著金融創新的升級演化，以及未來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整個金融市場的監管經過融合和發展將逐步走向兩個層面：一層是機構性監管，另一層是市場的功能性監管。機構性監管是中國金融分業監管建立起來的現有監管架構——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但是當前，越來越多不同的金融業務交叉開始出現；分屬不同監管機構所從事的金融業務也出現越來越多的同質競爭，最典型的莫過于前不久爆發的債券市場黑幕，在市場層面出現了大量混合的業務形式，一方監管機構很難完全覆蓋整個監管鏈條，需要一個監管機構協同發揮市場監管功能。

未來，更有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協調，法律法規上的沖突性協調。當然，隨著跨市場金融創新的層出不窮，未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整個金融體系統一賬戶化的演進，都需要一個有協調能力的聯席會議機制進行協調。

建立更高層次的監管協調機制是必然的選擇。而實際上，這已經是中國第三次重啟金融聯席會議制度。2000年，銀監會沒有成立，央行、證監會和保監會以聯席會議形式每季度碰頭討論。2003年4月之后，央行換成了銀監會，但是只開過極少的幾次會，2004年之后就再也沒開過。2008年，聯席會議重新啟動，央行雖也加入進來，但整個聯席會議依然沒有召集人的角色，央行只是“會同”其他三會，以至于過去多年來，聯席會議作用非常有限。

而此次重啟聯席會議，則應協調“大金融”發展的需求，明確突出央行的牽頭地位。央行不僅履行著一定的金融監管職責，更是在整個金融體系充當著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是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最后把關人。此外，也明確了周小川作為聯席會議的召集人，由兼任政協副主席和央行行長的周小川統領聯席會議無可爭議。

央行擔任著維護金融穩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監管銀行間債券市場與外匯市場等重要職責，是“大金融”政策的制訂者，由其來進行宏觀協調，形成政策合力，肯定比各自為政的監管方式更有效。

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未來“凡事只跟著央行走”，聯席會議應該是一種監管協調思路，而不是統領“兼管”的思路，在大金融政策的框架下，各金融監管機構也更要為所監管行業的良性發展、創新鋪路。

當然，我們希望這第三次的金融監管協調會議能形成長效機制，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因為協調不了各方，而導致聯席會議進行不下去的尷尬局面。越來越復雜的金融監管環境已經不允許過去那種協調不了就各自為政的局面發生。

巧合的是，8月2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罕見召集十大金融監管巨頭，商討聯合監管措施；此前不久，新興經濟體中的俄羅斯也組建了隸屬于中央銀行的統一大金融市場監管機構。在全球金融創新趨勢和更嚴格防范金融風險要求的推動下，無論分業監管也好，還是混業監管也好，金融協調監管已是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