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文

朱曉陽的書《罪過與懲罰：小村故事》講的是1937年到1997年間一個云南小村里的鄉民出軌和被罰的故事，他舉出了四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一個故事講的是村里得了“黑魚癩”的黃家保，整天戴著草帽，渾身捂得嚴嚴實實，無論冬夏總是一幅長衣長褲的打扮，這幅裝扮成為與村人格格不入的標志，村里人常常拿它開玩笑。為了回避騷擾，黃家保經常逃避勞動，成了村里有名的懶人和怪人。

第二個例子是，一個叫阿明媽的婦人愛唱山歌調子，喜歡把村事和個人隱私編排到歌里唱出來，她的這種性格在不習慣當眾唱歌的小村人看來純屬不正經的“騷婆”相。

第三個例子是一個叫劉處長的人是個武俠小說迷，他家門上掛著一面鏡子和一把剪刀，據他說那是照妖鏡和斬妖刀。

第四個例子是村里第一號懶骨頭沈大懶到處躲避挖地、挑擔子或加夜班打谷子的重體力勞動，最后淪為慣偷。不過他偷來的木材成了村里蓋房架椽的貨源，村干部雖然都嫌沈大懶嬌惰成性，卻又都喜歡用他偷來的木材。

這四個例子概括出了中國鄉村中所謂“出軌人”的一些特征。比如懶惰、不合群、舉止怪異等等。他們會遭到村里人的報復性排斥，村里人通過起外號諢號、肢體騷擾，直到行政處罰把他們和普通村民區別開來，剝離出村里的日常生活。他們的遭遇在過去的歷史中湮沒無聞，是個被“污名化”的過程，我所關心的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他們的越軌行為能被容忍，其限度是什么？

通常印象里，這些壞了村社規矩的混人完全會被村民唾棄放逐，根本無法生存。其實事情遠非如此簡單，社會學家高夫曼在《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中有個說法，他認為，所有被污名化的人都有一種和常人溝通的欲望和能力，而不是完全“自絕于人民”。一部分污名者的所有舉動都會按常人暗示的方向走，猶如木偶的線被牽在人家手里，按常人給他設定的那種形象生活，成為常人開心娛樂的對象。如果他真要特立獨行地逃逸出這個形象，就會遭到猛烈的懲罰。

比如小村中的他（或她）雖行為怪異，卻具有某種鄉村圈子中所需的“娛樂性”，一旦成為村里“爛煽火兒”們公開調侃戲耍的對象，他（或她）的某種出軌行為就會被容忍。阿明媽唱山歌的騷婆勁雖被蔑視，卻因山歌里有性交的細節暗示，惹動了村民的淫思，于是成為田間娛樂的一部分，自然被容納接受。相反，黃家保得了“黑魚癩”，自己不下田也就罷了，還經常對各種嘲笑回嘴說“放狗屁”，無法乖乖成為眾人的開心果，所以結局變得很慘，最后被關在一間小黑屋子里抑郁而死。沈大懶雖懶得出奇，卻因偷木頭給村里人帶來實際利益反被寬容。所以被起污名的那些人自身能否生存，完全取決于和常人圈子的互動程度，污名者的表演不完全是一種無關他人的“自我”呈現，即使再怪異，再叛逆，再不合常軌，也還得顧及常人圈子里的“面子”。

例外不是沒有，一些背負污名之人往往會逆向思維，破罐破摔，把自己干脆封閉起來，完全不顧他人面子，刻意扮演一個抗拒自足的角色，感覺自己就象個健全正常之人，周圍的人卻未必正常，因此他并不感到懊惱，就如一個教徒眼里的常人不過都是些異教徒而已，這樣反而會激發起心中叛逆的激情。在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中，有殘疾的柏木不斷示范如何憑借身體的殘缺勾引婦人得手，他言語舉止霸道自信，向主人公展示如何讓女人服服帖帖地為己服務，逼使自己的身份弱勢轉變成情感上的強勢。還有一種情況是自己被污名化后，發現污名自己的人也不干凈，于是靠向對方暗示知曉其隱私而獲取心理平衡?！督痖w寺》主角有一次在美國大兵的脅迫下踩踏一名妓女的腹部，在被寺里人猜疑時一直感到自責，后來發現寺里的主持也居然到處嫖色，他在不斷向主持暗示自己掌握充分證據后才恢復了一種尊嚴感。只是例外畢竟是例外，污名者完全靠自身的特立獨行獲取尊嚴的機會少之又少。

中國鄉村中存在著大量遭人不待見的人群，包括乞丐、傻子、精神病患者、病人等，這些人群被認為對正常社會構成威脅，往往成為權力監管的對象。他們似乎與常人世界格格不入，承受著各類污辱性指斥。污名化是全世界通行的現象，至于監管的方式，中西卻走了不同的路徑。西方流行一種說法是，對污名者的懲罰有一個從公開到隱秘的演變過程，原來對重犯要殺頭示眾，圍觀的人越多越好，引起的動靜越大越好。后來群眾運動式的對人身的集中羞辱逐漸減少，監管機構開始對一些行為不合常軌的怪人采取柔性控制的辦法，如把瘋子故意弄到有山有水的地方象柴雞一般放養，名之為“人道”管理，也有持極端后現代立場的人干脆批評說這是一種另類“謀殺”?？稍谥袊?，卻與西方變化趨勢一度相反，處罰有越來越公開化的趨勢。上個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城鄉污名化人群大多是被戴上“地富反壞右”帽子遭到公開羞辱，不存在隱秘柔性處罰這類人道主義式的美妙故事。

那么，中國鄉村中那些被污名化的人群到底是受制于以往傳統的貼標簽策略，還是慘遭外來政治干預而被唾棄呢？傳統鄉村中甄別人群的策略可以概括為“內外有別”。中國鄉村聚族而居，即使宗族不發達的地方，大姓仍占據著突出的位置，外來移民很難迅速融入其中，對“外人”構成一種身份歧視就屬自然?！缎〈骞适隆分杏袃蓚€“通奸”例子，有“我家人”背景的阿明與沒有“我家人”背景的一名知青獲罪情況完全不同。一個只是遭村民口頭嘲弄，一個則被冠以破壞生產的政治污名遭逮捕判刑。

朱曉陽有一個觀點挺有意思，他說一些打著政治旗號的迫害行動不過是個幌子，背后發酵的是過去鄉村圈子里的私人恩怨。“國家”的介入只不過為解決這些私人恩怨提供了某種正當性。過去對仇人懷恨在心卻沒機會報復，正好可以借貼政治標簽整治對手?？蛇@個辦法一旦濫施開來，就如打開潘多拉的盒子，鄉村中的相互仇殺就有了一種冠冕堂皇的理由。甚至一些現代通訊手段的使用都成了延伸傳統懲戒方式的工具，遍布全國的公社大喇叭廣播就是個例子，大喇叭除了傳播國家政令，核心作用就是“揭丑”，讓村里“丟臉”“現丑”的事情公開化，把隱私降到最低程度。真有點象過去宗族內部舉行的公開懲戒或明清勸善懲惡的鄉約宣講儀式，只不過大喇叭使得處罰的公開化程度和范圍更高更廣而已。書中曾舉出生產隊長黃大育在廣播里對不交電費的村民公開叫罵，那些怕被點名的村民擔心丟了面子，只得趕緊上交，村里類似對面子的控制場面隨處可見，遠大于“法”的力量。怕丟“面子”也是督導村民保守戒律的隱性制約力量，村里誰通奸被發現，就會令他縫制一個布蓬，逢年過節就在布蓬里殺豬分肉。“布蓬”是誰做的，大家心里清楚，這就變成了一個村里人人看得見的懲戒符號。

但我們要問的是，村里的一切懲戒都是傳統的遺留痕跡嗎？難道完全與現代政治的改造無關？也許是出于逆反心理，因為過去的歷史敘述都太強調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如何改變了中國的一切。最明顯的例子是鄉村中發生的“教民沖突”。傳教士在村里豎起教堂廣招教民信奉，在現代觀念中很容易解釋成中西沖突的表現，或者干脆稱之為反抗西人侵略的民族主義愛國行動。這也是一種最容易最簡單的貼標簽手法，最終熬成了招人厭煩的文章八股。有人就發飆狠批，別動不動就亂貼“愛國”“反帝”的標簽，一個鄉巴佬哪有那么高的覺悟？純粹是后人自作主張替他們拔高意淫而已。逆反心理的作用促成了另一種說法的流行，如說鄉民對傳教士的仇視不過是以前對“外人”集體排斥的一個變種。

最極端說法可以舉出柯文的研究，柯文當年寫過中國沿海改革思想家王韜的傳記，特別強調西方思想對中國的沖擊作用，后來他改作義和團研究，觀點完全倒過來，居然認為義和團的動機和“反帝”一點不沾邊，不過是對山東干旱現象發出的本能反應。義和拳刀槍不入的做派也不過是流行于民間多年的傳統巫術的變相表演而已，哪扯得上什么“愛國”？

規避骯臟的政治解說，的確可以使心靈自我洗滌一番，但要奢想著歷史能恢復純凈自然的狀態，由此提供自娛懷舊的材料，則多少有那么點一廂情愿。有調查說，當年處于亂世征伐中的鄉間百姓根本分不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面目到底有啥區別，看上去都像是大兵過境，以致于調查者用標準的教科書程式提問時，常尷尬地遇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式的回答。有人專為此尷尬情形起了個名稱叫陷入“無事件境”的迷茫，因為百姓的腦中好象從未有過一個嚴整清晰卻又干燥無味的歷史線索，無法按提問者規定好的是非曲直亦步亦趨地拼貼起自身經歷的歷史碎片。我以為，對這類現象的發現不能說沒有意義，但還是有點過于聳人聽聞。因為大多數人畢竟還是生活在政治“事件”的規定情景之內，無法安然逃出。

現代國家的建立是以摧毀農村秩序為代價的，一個突出的事例是士紳階層的消失。毀滅的流程大體如下：國家現代化速率加快，財政稅收需求增大，也因此加快了壓榨鄉村的步履。分攤財政建設的壓力主要會落在那些擔負基層管理職能的士紳身上，富戶難抗其擾，不愿擔當基層領袖重任，一些窮人趁機上臺主事，發動“痞子運動”。“革命”提供了一次基層權力重新洗牌的機會，通過清匪反霸和“訴苦”運動，“士紳”和“鄉民”的地位被徹底顛倒，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敘事”的介入和訓練固然是個重大事件。不過，鄉民利用訴苦運動重新編織傳統的面子網絡，外界政治的介入盡管在行政層面上使鄉間內外關系發生重組，卻無法徹底改變內存的文化密碼。也就是說，人言可畏的脅迫機制可能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