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沈聯濤 肖耿/文 三十多年來，中國以超過10%的GDP增長率快速發展。然而，在這令人贊嘆的經濟增長成績背后，隨之而來的是諸多經濟、社會、環境成本和挑戰，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準確的描述——“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F在，中國必須做出選擇：以出口投資為驅動的舊的經濟增長模式，還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新秩序。

廉價信貸和錯誤的激勵機制（例如提拔對GDP增長貢獻最大的官員等）引發大規模的重復投資，進而導致制造業和基礎設施行業的產能過剩。這種模式不僅效率低下，還引導政府資源流向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無效投資。

有鑒于此，中國領導人已決定停止將GDP增長作為評價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實際上，將于2015年結束的“十二五”規劃旨在實現中國經濟向以質量和創新為基礎的可持續的新增長模式轉型，并接受在轉型期間GDP增長率降至7%的可能性。

時下大多關于增長模式的討論都基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的理論。在索洛看來，GDP增長率由土地、勞動力、資本等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共同決定。全要素生產率（TFP）指不是因為投入量的變化、而是由于技術創新和制度改革所導致的產出變化。

1978年以來，通過推進重大改革，中國已經實現了三階段的全要素生產率高速增長期（每階段5-7年）。第一階段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引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功促進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并將大批非技術工人釋放到生產率較高的城市和工業部門工作， 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長率也因此增至3-4%。

第二個快速增長期出現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他在講話中強調中國經濟需要向外商直接投資開放，并設立經濟特區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實現向以市場為基礎的國家控制體制的過渡。這一次，部分因為中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及成功實現專業知識的“追趕”，全要素生產率一舉飆升至5-6%。

最后，在對國有企業和稅收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后，中國于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促使中國徹底融入全球供應鏈，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達到4%，并且一直延續到2007年。但是從那以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已經下降了近一半左右。

事實上，自五年前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就已經持續顯著放緩。截至2012年，人力資本對中國GDP的貢獻降至幾乎為零，而固定資本積累則占增長總額的約60%。大規模債務融資將中國信貸占GDP的比率提高到近200%，凸顯出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不久前的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飆升就反映了這一點。

為了實現平衡、可持續的GDP增長，中國領導人必須全面落實旨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深入長效制度改革措施。改革應著力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以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而達到擴大需求的傳統供應型增長模式，顯然已不適應當前的經濟形勢。

事實上，GDP增長放緩或許恰恰因為當前基本由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的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并不符合國內實際需求。中國也因此面臨短期產能過剩的問題。

能否改善GDP增長質量取決于中國領導人是否愿意制定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措施。政府必須強調自身的監管和執法職能，包括制定及監督標準，建立有效的產權基礎設施及管理宏觀經濟環境，而不是直接拉動投資。與此同時，政府應提高教育、醫療及社保的質量，并盡可能抑制腐敗和行政權力濫用。

總之，中國必須將重點從實現GDP增長目標轉向營造促進創新與競爭的環境，從而允許市場制定價格并提高資源分配效率。政府進而轉變為促進可持續經濟秩序發展的中介力量， 以更少的干預換取更多的創新機會。

毋庸置疑，國有企業在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提供了全球制造業供應鏈運轉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和服務。但國有銀行的廉價信貸卻激勵國有企業積累過剩產能，導致經濟系統性風險增加。要想糾正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就必須讓相關低效企業退出市場，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

中國領導人需要推行重大結構性改革來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模式，好讓中國避開“中等收入陷阱”——正是這一陷阱導致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無法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中國需要用上述結構性改革帶來的改革紅利，包括市場活力和整體經濟穩定性增長，來抵消GDP增速放緩的改革成本。